摘要：一流的国际化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长期以来存在人才和知识输入与输出的不均衡问题。在“西方至上”理念与“中国特色”两种话语交织的新时代，传统“两个失衡”演变为国际话语权不足与国际责任承担不够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高校间竞争态势。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建设亟需摆脱“从经验到经验”的传统手段，代之以“经验——理论——实践”的新模式，加强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建设，努力让中国特色成为世界标准。在操作上，要培养世界性人才，面向世界一流水平和国际突出问题提高科研能力建设和知识产出，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服务世界发展。
近年来，大学间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化发展纵深持续拓展。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化特征是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博洛尼亚之所以成为大学最早的发源地，一大原因在于该城作为11 世纪欧洲的国际性都市，来自欧洲各地的物流、人流在此汇集，[1]产生了对专业知识和人才的需求。一方面，发达的贸易和商品经济使得城市发展迫切需要法律等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欧洲各地人才的汇集提供了便利。当然，关于大学国际化的起源问题，不同的视角会导致不同的解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区别于古罗马的城邦国家，也不同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专指主权国家，国际化也专指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化。1648 年，随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主权国家意识开始在欧洲觉醒，近代国际社会自此产生。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的国际化是17 世纪以后的事情。由此来看，对大学国际化历史理解产生偏偏差的关键在于对国家定义和特征解读上的不同立场。当然，国际化一词在教育部门中得以普遍使用，实际上是自20 世纪80 年代才兴起的。
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演变与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资金、科技、人才和教育等资源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政治上，冷战的结束进一步打破了不同阵营、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的敌对与封锁。在此过程中，知识和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主要贡献者，逐渐成为各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国际化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概念也是这一时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率先提出的。
从国内背景来看，改革开放的拓展和深化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制度环境。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迫切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质量，进而服务国家发展需求。而通过国际人才引进的方式充实我国高端人才队伍具有“见效快”的优势。对高校而言，国际化是中国大学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客观需要。尽管“ 双一流”建设是一个新战略，但国内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讨论和实践在20 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再加上各个大学排行榜都把国际化水平作为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动国内外大学走向世界的步伐。
在过去30 年左右的时间当中，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长足发展和卓越成就，具体可将其分为起步、拓展和深化三个阶段：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到90 年代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高校大规模国际化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国际化，从主体上看，仅有少数国家重点高校参与其中;内容上，主要是选送精英人才出国留学以及从经验到经验的简单借鉴;姿态上，向西方看齐，中国高校是总体上扮演者追随者与学习者的角色;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到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是迅速拓展阶段，伴随着经济上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一大批高校开始参与到国际化浪潮之中，出国留学规模迅速扩大，对国外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取得较大发展，高等教育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但这一阶段的国际合作仍是以西方为主导，合作水平相对较低;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入到深化阶段。这一时期开始了从追求数量和规模到更加注重质量的转变，以获取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国际化为追求目标。中国高校尤其是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国际化战略更加明晰，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政府间、学校间务实性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国际课程与学位教育不断成熟，科研领域的跨国合作向更广、更深、更高水平发展，对国外高水人才的吸引力持续加强，制度化、常态化、多渠道的高水平人才引进机制基本形成;一批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开始落地生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正在完善，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顶尖大学的国际化水平相比，中国高校仍有相当明显的差距。
一流的国际化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国务院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等目标。“双一流”建设作为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举措，是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新方向，也带来了新挑战、新问题。这意味着作为“双一流”建设主体的高校，其国际化战略亟需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那么“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面哪些挑战、突出矛盾和短板，未来应当如何转变国际化观念，承担新的使命与责任。这是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二、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传统不均衡”与新时代矛盾
(一)两大传统的“不均衡”
1. 高水平人才输入与输出的不均衡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出国留学尤其是赴欧美留学是中国高校青年人才梦寐以求的出路，被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且多数时期基本都是少数知识精英或其他领域精英家庭子女的特权。因此，国内舆论也普遍认为本土高校培养的学生当中，第一梯队的毕业生都变成了欧美高校的生源。从对这一部分出国深造者的进一步追踪来看，除少数选择回国工作外，相当一部分都留在国外发展，这不得不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损失。有学者对北京大学的国际化建设研究发现，公派留学人员的归国率难以有效保证。[3]由此来看，即使北京大学这类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也缺乏对这一批人足够的吸引力，普通高校则更难有所作为。当然，随着近年来中国家庭收入的普遍提高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出国留学的门槛大幅降低，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一代走出国门，出国留学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但即使如此，中国学生大多集中于欧美中下水平的高校，在国外顶尖高校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国内高校教学科研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相应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留学人员归国比例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产生回国工作的意愿，但对高水平留学人员的吸引力仍不及欧美同类高校。
从国内高校的留学生教育来看，这一反差表现得更为明显。相比于欧美一流大学对全世界学生强大的吸引力，国内一流大学对国际高质量留学生的吸引还远远不够[4]。来华留学生多源自发展中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理上邻近的国家，而中国高校对发达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此外，国内高校在引进海归人才与本土人才管理、融合上还存在不少问题，难以实现良性互动。除中西教育文化差异短时难以消除之外，部分高校对海外人才的引进过于看重其“名”而非其“实”，注重人才称号，以此来标榜自身的成就，而引进之后，后续的保障措施未及时跟上，导致未形成合力和学术共同体，影响学术氛围。在留学生管理上，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教育实施双轨制。相对独立的两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相互间的交流与融合。留学生培养质量不高，标准不严，与本土学生未能有效融合都是非常明显的问题。理想状态下的国际人才流动本应当是双向、均衡的，而以上问题的存在，致使中国高校在跨国人才流动方向处境尴尬，即一流的生源输入与较低水平的生源输入，一流的人才引进与高端人才输出能力不足。
2. 知识、经验的输出与输出不均衡
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数千年文明历程中，虽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世界性的大国强国，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敛”特征决定了中国从来都不是文明、价值和知识的主动输出者，而是通过自身强大文化的向心力使周边国家自觉主动接受中华文明。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颠倒，由世界文明的中心国家变为边缘国家。从这一时期起，中国各领域向西方学习的理念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即“中国问题——国际经验——解决方案”，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无论洋务运动时期选派留学生，还是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以西方大学为模板开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本质上都是同样的逻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西方化。一切向西方国家看齐，以西方经验为尊，乃至对西方大学制度、文化产生盲目崇拜和追随。即使如此，国内高校向西方经验的学习如同管中窥豹，多注重对哈佛等个别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效仿，而对国外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性关注不够。当然，产生这一局面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国自身落后于西方的事实，但长久以来，这一理念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的思维定势一时难以扭转。以清华大学为例，即使近年来已经迈入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但是其国际化发展在很多方面仍然表现出对西方经验的“依附性”特点，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借鉴居多，输出不足。[5]除了实力差距之外，长期的学习者姿态难免对自身的创新性与追求卓越的魄力造成消极影响。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一书中讲到，中国历史上基本是自家管自家的事。[6]此种说法虽有偏颇，但也不无道理。这是西方学者视角下对中国历史形象的一种评价，也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和知识生产导向的一种写照。输出中国经验和关照国外问题，从来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组成部分。
(二)新形势下的三大矛盾
一是“西方至上”与“中国特色”两种话语交织的时代困惑。从事实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上领先于中国;从姿态上看，承认落后，学习先进是中国高校国际化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动机。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各领域的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的也得到质的提升，产生了越来越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技术和科研成果，也极大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到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自信”的提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自信乃至全民族的自信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当今时代正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自信”(或“中国特色”)两种理念相交织的时代。在当下中国，这两种理念不仅有各自追随的群体，即使对很多个体来讲，也存在两面性的思维，即一方面潜意识里仍存在西方至上的传统思维，另一方面在面对中国各领域的成就之时，又表现出极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无论西方经验还是中国道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并没有高下之分和优劣之别，但在人的思维中难免会有所取舍和偏爱。而在当下，这两种话语尚未明确分出高低之时，如何处理好这两组理念间的关系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无法回避又至关重要的话题。
二是对扩大国际话语权的追求与国际责任承担不够之间的矛盾。承担责任和享有话语权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基础。理想状态下，承担多大的责任就享有多大的话语权，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近年来，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享有的国际话语权与自身的国际地位不相符，追求扩大国际话语权的呼声不绝于耳。话语权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体现着国家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它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形式。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权力界定利益，掌握了话语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在国际问题博弈与规则制定当中拥有了主动权乃至主导权。中国高校的国际化往往都是着眼于实现自身利益和解决自身问题为动机，以获取国外经验、技术、人才为手段，以获取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国外资源为目的，而很少有解决世界性问题和为人类谋福祉的积极行动。全球化时代要求国家的高等教育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作为世界舞台的重要力量更当如此。尽管创造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对全人类的贡献，但是中国高校要想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更加积极、更高视野的国际化战略。现如今，面对全新的国内外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也应当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三是全球教育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国内同类高校间的竞争并存且日益加剧。国际化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体来自全世界成千上万所高校。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高校国际化竞争面临的对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西方传统强校，此类高校在整体办学实力上占据明显优势，理念上也走在前列;二是新加坡、印度等新兴国家，这一部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水平较高，且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具备先天的语言优势;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高校，此类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尚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随着其国际化的普遍兴起，未来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投身于国际化战略之中，国际化参与主体明显扩大。在同样的外部环境和资源面前，国内同类和同行高校之间势必首先产生竞争。此外，“双一流”建设方案作为一种国家主导下的竞争性资源配置方式，势必进一步加剧国内高校内部竞争。无论是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还是未入选高校，所在集合内部都将进行激烈的博弈。再加上“双一流”方案本身的动态调整机制，使得入选高校与未入选高校之间也将产生直接竞争。
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亟需的国际化新理念
(一)“经验——理论——实践”的国际化新模式
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有高低之分。多年来，我国高校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经验到经验的低水平学习效仿。然而事实上，对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和不当嫁接往往造成水土不服，同时又遗失了自身的教育传统。[7]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双重背景下，国际化应当成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这要求相关高校一方面从大学整体利益的高度制定国际化战略，另一方面结合高校自身实际与体制机制改革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国际化具体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关键在于要摆脱以往的低水平效仿，发展出从“经验——理论——经验”的国际化新模式。与以往相比，这一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特色国际化理论的建设，有助于发展出符合中国高校实际的国际化战略，从而更好地指导自身的实践。
(二)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世界的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旨在使一批中国高校达到世界范围内的一流水平，但这一过程绝不能是自说自话或自我标榜。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也应当是世界认可和尊重的一流大学，这是获得世界一流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履行相应的国际使命，做出与世界一流影响力匹配的责任与贡献。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就提出要为全世界培养伟大领导者的愿景，并于2001年建校三百年之际提出建设全球性大学的宏伟目标。[8]与之类似，哈佛大学也将拓展全球能力，建立全球声誉，在培养领袖和生产知识上为世界提供服务。[9]二者的国际化尽管在策略上各具特色，但在战略层面走向一致。可以看出，引领世界的远见卓识，和培养世界领袖、贡献世界性知识、服务世界发展、解决世界问题的使命和责任，是世界一流大学共有的特质。“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1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大学的民族性固然重要，但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成为世界的财富和促进世界沟通的桥梁。未来中国高校无论在国际化战略高度，国际责任的担当意识，还是服务世界发展的具体时间上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三)加强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建设，让中国特色成为世界标准
国际化不应当只是西方化，中国高校国际化一直以来的发展轨迹都把二者等同了起来，这是当下急需要打破的局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要义之一就是世界一流的标准。而从欧美高校主导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和话语权的当前背景来看，也就意味着要按照国外标准建设中国大学。这一现实与当前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以及树立和坚持“四个自信”的理念之间存在一定的悖论。事实上，中国特色与世界标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根本出路在于打破原有的西方话语体系，努力加强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让中国高校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规则的制定者并努力成为主导者，让中国特色成为世界标准。这并非是出于争夺话语霸权的修正主义做派，而是对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期待，更是中国对世界教育贡献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建设必须要以世界一流的眼界和目标为前提。从逻辑上看，中国特色的提出是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西方化特征和西方中心主义为背景的;从利弊上看，“中国特色”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高等教育将强未强之际，过于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自信，必然会盲目乐观和自我陶醉，对自身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四、策略与启示
(一)要培养世界性人才
这要求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不仅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眼光，国际情怀和解决国际问题能力的本土人才，而且要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规范和加强国际学生的招生、管理和评价。同时，还要做好国际合作课程项目的工作，加速国际学分和学位的相互认证进程，发展更加灵活的国际人才培养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是世界舞台的中国学生，还是中国校园的国际学生，都将会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而这批学生究竟能否获得世界认可，在世界舞台发挥积极作用，关系到中国高校的声誉，也是影响中国高校话语权获取的关键。
(二)科研能力建设要面向世界一流水平、面向世界突出问题。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11]科学研究具有两个根本性动机，一是提供知识，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二是解决问题，从而改善全人类福祉。我们必须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研究和解决国际问题，推动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具体操作上，要求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瞄准国外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把具体国家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核心问题研究相结合，加强实质性的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攻关与合作;管理部门则应当在科研项目立项、和科研经费上进行引导和倾斜，扶持一批国际问题研究团队，培养一批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国际问题专家。
(三)从习惯自管自家事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服务世界发展
当下的中国已不是基辛格眼中的传统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再是原有的世界。如今的中国已经在各领域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国际场合表达要在世界舞台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主张。2017 年10 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书记的论述对当下的世界形势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概括，也展示出了迈向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姿态。总书记的号召，是中国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未来高校服务能力和半径应当进一步向全球扩展，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如何衡量大学的办学水平历来都是一个缺乏统一标准的难题，但国际化成效为判断中国高校何时具备世界一流水平提供了一个思路。第一，知识生产逻辑是否发生根本性转变。未来中国高校的主要知识生产逻辑需要从“中国问题——国际经验——解决方案”转变为“国际问题——中国经验——解决方案”的模式，为世界供给知识。第二，人才输送模式是否发生根本转变。一直以来，中国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杰出人才乃至世界范围内杰出的华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拥国外教育的背景。国外学习经历似乎成为行业精英人才成长的必然环节。这成为中国高水平大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能否直接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输出高水平的人才，是中国高校需要努力破除的魔咒。以上两点既是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两大标准，也是实现中国高校国际化的两大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