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教科书是增进少数民族儿童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能够有效地加强民族理解和对话，繁荣民族文化，塑造新时代国民。少数民族教科书应把少数民族置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点叙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构建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实践知识体系，在实践中印证理论知识。同时，可以编订乡土教科书，由爱乡到爱国，形成国家认同的基本理念。
我国现简称“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拥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早在3000年前，就出现了“中国”一词。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中的考证，“中国”一词出现在西周初年，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等文字[1]。所谓“中”，就是居天下之中;所谓“国”，就是都邑或者城邦。“中国”在古代并不具有国家的含义，有时候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王畿周边地区，有时候则是一个文化概念，指的是信奉华夏文明礼义的族群。孔子说，“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近代以来，在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作为“己群”与“他群”对立、比较的“中国”一词，涵盖“土地、主权、人民”，明确被赋予了近代国家的涵义。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13亿人口、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正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地走向“两个一百年”的预设目标。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习近平总书记“五个认同”的论断，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在这“五个认同”之中，国家认同居于首位。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是56个民族的共同责任。
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被信赖和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影响最为深远的文本[3]。鉴于此，少数民族教科书自然也具有了传承中华文化、培养国家认同的使命。那么，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教科书承担的文化使命，如何发挥少数民族教科书在培养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如何在少数民族教科书中构建国家认同等，都是增进民族团结、保障中国长治久安的时代课题。
一、少数民族教科书的文化使命
少数民族教科书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担着神圣的文化使命，既要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又要在少数民族儿童的头脑之中加深“中国”意识，增进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少数民族教科书承担的文化使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国家认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绵长而悠远的中国史，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地融合，最终达到和谐共处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就和戎狄等少数民族杂处，交流融合;此后，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屡有对峙、战争，互有胜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有清一代，中央政府通过“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分其势而众建之”的政策，以安抚、礼遇为主，维护和巩固边疆地区稳定，保证了西藏地区、新疆地区和蒙古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先后建立了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五省一级自治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历届中央政府都尊重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宗教和习俗，这是开放、包容、自信的体现。这种举措，化解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力倾向，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少数民族教科书应该立足这一历史事实，秉承中央政府的理念，在中小学教科书中传承国家认同观念，塑造坚实有力的信仰体系，从而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促进不同民族间的团结奠定基础。
(二)增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对话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属于不同层次的认同，二者之间可以实现协和。每个人，虽然属于某一民族，但是“作为既定国家的公民身份是明确的，而基于此，强化‘民族认同’感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4]。因此，在维持国家认同的大前提下，可以推进基于共同种族、宗教、历史记忆的民族认同。当前，中国共有56个民族，各民族间和谐共处、共享共荣，这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对话。这种理解与对话，不仅仅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对话，也包括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对话。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民族自决”的滥用，都应该在教科书中没有任何存身的空间。作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载体，少数民族教科书应提供各民族间对话与理解的平台，让包容、和谐的种子渗入儿童的心中。在教科书中，各民族都统一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之下，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历史上的隔阂和战争不再是民族间相互理解的障碍，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属于可以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少数民族教科书应积极倡导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民族特色和中华文明的有机统一。
(三)繁荣民族文化
发展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必然使命，也是文化传播的内在要求。我国少数民族创造了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比如狩猎、舞蹈、曲艺、歌舞、习俗等。这些“文化共同体，需要通过自身所具有的差异性要素与其他民族相区别，并且还有一种强烈的意愿，通过各种途径强化和维系这种差异性的认同意识”[5]。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所形成的共同的“认同意识”，对于维护民族自立、推动民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教科书承担着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延续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语言文字、历史传统、集体记忆等重任，但是这种传承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复制与链接，而是在新时代下采用一种新形式的创新。比如，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即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是历代少数民族群众口耳相传的瑰宝，需要传承和发扬，但是其不能直接进入教科书，而是需要在保障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实施改编和删减。少数民族教科书可以利用其地域优势和民族优势，充分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宝藏，搭建一个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化平台。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教科书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可以进一步丰富民族文化内涵，充实中华文化宝库。
(四)形塑新时代国民
“立德树人”是教科书的基本特性。教科书指向人，谋求人的发展，它对儿童的影响如春风化雨，不着痕迹，但是影响深远。少年儿童时期是形塑一生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少数民族教科书所传达的思想意识，应与国家所倡导的方针政策相一致。比如，当前所宣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有效地帮助儿童建立国家认同观念，成长为合格的新时代国民。少数民族教科书通过形塑新时代的国民，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使少数民族儿童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培育了少数民族儿童对国家的认同和爱戴。换言之，少数民族教科书搭建起少数民族群众和国家之间的桥梁，使中华文化统领下的少数民族文化渗入到民众的内心。
二、少数民族教科书在培养国家认同中的作用
教科书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必然会承载一定的价值观念。传递哪些价值观念，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传递这些价值观念，决定了要形塑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和他的未来。通过少数民族教科书渗透国家认同教育，培育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是构建一个国家国民“共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培育少数民族儿童国家认同观念是时代赋予少数民族教科书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少数民族教科书为国家认同提供平台
我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科书则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媒介和手段。国家认同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只有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产生以来，国家认同才成为可能。在古代，受时代的限制，即使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虽然看到了近代国家观念的曙光，感受到了“亡国”与“亡天下”之区别，但是还不能建立起国家认同的观念。古代社会中，国家认同的观念只能通过“忠”与“孝”建立起对皇帝本人的服从与忠诚。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认同的观念不能依靠强制性地灌输和盲目地崇拜来建立，而应通过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实施。教科书按年级编制、分学期实施，难度呈螺旋式上升，能有效培育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国家意识，建立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自豪感，树立远大理想，承担起为国家的发展奉献一份光和一份热的决心与重任。
(二)少数民族教科书为国家认同观念的普及消融阻力
少数民族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所呈现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场域，产生了巨大的熏染力量，可以有效地激发少数民族儿童对国家的热爱。洛克说，儿童的大脑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绘制出最美丽的图画。少数民族教科书中秉承的国家认同理念，能有效地抵御不良信息的侵扰，遏制不良信息的产生和蔓延，防止懵懂无知的孩童养成不良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儿童的大脑相当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在这里交锋、争斗，最终会有一种意识形态占据儿童大脑的空间。如果坚持国家认同的知识没有进入教科书，那么宣扬离心力的信息就可能趁虚而入。因此，少数民族教科书必须坚持阵地意识和政治意识，消除国家认同观念普及的重重阻力，形成良好的国家认同观念的氛围和环境。
(三)少数民族教科书为国家认同树立导向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真实或者虚假的消息借助各种媒体或明或暗地传播。面对碎片化知识及不良信息的冲击，少数民族教科书严格遵照国家确定的课程标准编写，以鲜明的政治态度为少数民族儿童指明方向。依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数民族教科书构建了一个广泛而深厚的价值观体系。其中，国家认同是其核心。少数民族教科书的价值观体系就像一座风向标，标明国家的政策和舆论导向，能有效地引导少数民族儿童的行为，形成全国各民族共同尊奉的价值观，从而规范各民族儿童的行为和心理。通过各民族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念体系，不需要法律和刑罚的手段，就能在内心之中形成一座坚不可摧的长城，利用内心的精神动力，塑造爱国家、爱民族的坚强理念。宛若一双看不见的手，少数民族教科书潜移默化地濡染着儿童，调节着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少数民族教科书构建国家认同的途径
少数民族教科书能有效地增加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当前多元化文化的大背景下，重视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引导性和辐射性，是少数民族教科书一项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少数民族教科书如何构建国家认同，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一)把少数民族置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重点叙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历史上，我国西藏地区出现过吐蕃政权，新疆地区先后出现过鄯善、于阗、高昌等政权，北方地区出现过辽、金、西夏等政权，甚至蒙古族人和满族人建立的元朝和清朝还成为过统一性全国政权。汉族和少数民族，不论其民族大小、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共同抟成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有过征战和杀戮，但也有过和亲、融合。对于这个问题，要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要看到“和”是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关系的主流;“战”是枝节，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主流理念。在编制少数民族教科书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叙述该民族是如何与其他民族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在这里，不能着力强调某一民族、忽视其他民族，甚至扭曲事实，传达错误的价值观念。
民族认同属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二者之间层次不同，但并不冲突。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讲的“民族认同”，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不是对民族属性意义上的认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讲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即不强化中华民族意识，而是片面地强调本民族所属，强化本民族意识，就会不利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不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势必淡化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有害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其潜在危险不容低估。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常识》，第68页有“我国西北的新疆一带，历史上被称作西域，居住着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他们发明了坎儿井，用来灌溉农田，在干旱的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片绿洲”的叙述，没有提及汉族，这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自古以来就是长期在新疆开发建设和居住的民族”这样的基本历史事实不符[6]。任由这样的教科书在学生手中流传，无疑会成为消解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推手。
(二)构建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实践知识体系，在实践中印证理论知识
少数民族教科书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就是在少数民族儿童心中播种国家认同的种子。只有国家认同的种子在少数民族儿童心中生根、发芽、成长，教科书方才完成其历史使命。退一步说，少数民族教科书设计了国家认同的有关内容，而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却没有完成内化，那么教科书的历史使命就无法完成。因此，少数民族教科书应设计大量的社会实践知识，让儿童在实践中感受到祖国河山的壮美、历史文化的悠久、民族融合的伟大，以儿童在社会实践中的所见所闻印证教科书所强调的知识，两相促进，增进儿童对国家的认同。
落实少数民族教科书中的实践知识体系，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做好理论知识的设计与编订。少数民族教科书的编辑者应该把国家认同作为知识选择的基本原则，凡是不符合国家认同的知识，无论其文辞多么优美、句式多么典雅，也应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比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这个问题，历史教科书在处理相应内容时，应淡化宋、金之间的冲突，突出宋、金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研究以求真为上，以描述真实的历史为准则;而历史教科书却以培育国民为先，以引导国民的价值观体系为第一。因此，教科书编辑者应该仔细研读党的民族方针政策，按照党的要求设计相应内容。少数民族教科书无小事，必须站在政治全局的高度、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看问题。二是做好实践知识体系的设计与编订。少数民族教科书中的实践知识体系，不是为了实践而实践，不是走过场，不是流于形式，而是必须建立起与理论知识的关联，使儿童在实践中印证所学。
(三)少数民族教科书中的国家认同构建必须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为前提
应该说国家认同和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国家认同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是产生于人们头脑之中的一种思想意识;经济水平发展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这两种并无关联的事物之间却是一个构成另外一个的前提，即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构成国家认同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共产党员每做一件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他甚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是我们党和国家 “最大的事情”，看成是党和人民 “最大的政治”。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首先应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扬民族传统、引入先进科技、创新经济形式，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其次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物质文化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是无声的广告，其效应远远超过煞费苦心的宣传。它以铁的事实告诉少数民族儿童，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党和国家带给他们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耳濡目染，感受到国家所带来的春天一般的温暖，自然会如坐春风。而物质上的改善，又反过来帮助儿童理解教科书中所蕴含的国家认同的内容。这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从而保障边疆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四)编订乡土教科书，由爱乡到爱国，形成国家认同的基本理念
在少数民族教科书中贯彻国家认同的理念，也需要填充少数民族的乡土传统，凸显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发展少数民族乡土教科书，突出民族差异，就成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手段。编订少数民族乡土教科书，应借鉴汉语教科书中的合理部分，摆脱汉族话语体系的痕迹。乡土教科书是少数民族教科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在突出中华民族为主旋律的条件下，彰显“56个民族，56支花”，鼓励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引导少数民族儿童对国家的热爱。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少数民教科书中体现民族特色，就需要从制度上构建少数民族乡土教科书体系，有意识地在加强国家认同的同时，加强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渗透和认同。可以从清末民初的乡土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中获得启发。如，《新宁乡土地理》的作者认为，“惟是乡土固宜爱恋，而所以使人人生其爱恋乡土之心者，必自妙年始;所以使妙年生其爱恋乡土之心者，又必自乡土地理之教授始。”[7]对儿童而言，国家话语宏观、笼统，不易把握，“儿童较易明白和接受的，往往是身边熟悉的事物，这样的儿童教育理念自然与乡土教育的宗旨相契合”[8]。乡土教科书构建了“乡”和“国”之间的桥梁，由爱乡到爱国，逐渐培育国家认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