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能衡量大学-校友关系状态且广受关注和重视的校友捐赠而言，有一种普遍的倾向认为，世界上只有那些来自美国的私立名校才能有上佳的表现。但从“美国”、“私立”、“名校”这三个核心构念及其衍生问题的逐一解析发现，单凭“美国私立名校”这一名号，是不足以使院校获得好的校友捐赠表现的。作为身处另样生态系统之中的我国高校，在面对长久以来糟糕的校友捐赠表现时，负责任、有担当的态度和做法，就是应从自身找原因，即着眼于自身的院校治理水平，从中理清和查找大学-校友关系的状态和问题缘由。与此同时，还要勇于突破现有的“募捐-捐赠”关系模式，迈向更高水平的大学-校友关系治理。
一、引言：衡量校友捐赠表现的两个重要维度
要衡量某一院校的大学-校友关系状态，应该有很多指标，但校友捐赠无疑是最显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长久以来，在包括高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在不知不觉地认为，校友捐赠就是校友工作，校友工作就是校友捐赠。所谓校友捐赠，就是一所院校累计或每年能从其已毕业离校的校友那里所能获得捐赠额度的多少，即能获得多少价值的财务捐赠(以美元等货币衡量)。校友捐赠之所以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在于它能给大学提供发展所急需的资源，还在于它所展现的多重意义和价值。这正如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在其每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都不忘专门提及的那样，“校友捐赠，是对一所大学的立德树人教育、教育教学水平、毕业生质量、校友商业成就、创新创业教育、办学理念和校友工作成效的重要检验。”[1]
对于校友捐赠，众多文献以及社会媒体总是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只有那些来自美国的私立名校才能有上佳的表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等高校就是他们时常津津乐道的例证。如2015年美国哈佛大学建校379周年之际，一位叫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校友向该校的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捐赠了4亿美元，这也使该校在它那个已拥有364亿美元、富可敌国的基金账户上再添上很厚实的一笔。而在2014年9月，该校公共卫生学院也曾收到同样让同行羡慕的、来自中国香港的一笔3.5亿美元巨额捐赠。美国资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简称CAE)、教育促进与支持委员会(Council for Advancement and Support of Education，简称CASE)等机构每年按期发布的大学志愿支持报告，更是让人们对此说法深信不疑。如据美国资助委员会的报告，2015年处在捐赠排行榜前20名的大学大都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顶尖私立名校，他们独享115.6亿美元的捐赠，在美国高校该财年403.0亿美元的总捐赠额中占28.7%。其中，排名第一的斯坦福大学有16.3亿美元，其次是哈佛大学的10.5亿美元。[2]此外，单就大额捐赠的笔数而言，这些名校往往也是独占鳌头。
以上数据虽然只是大学所获得总的捐赠额度，由于校友捐赠总是占据很大的比例(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这些榜单也被看成是各院校校友捐赠实力的对比。即便如此，要完整地分析一所院校的校友捐赠表现，除了校友捐赠的总额及其单笔大额捐赠的个数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有意义的衡量指标，那就是校友捐赠率，即院校每年有捐赠行为的校友人数占该校校友总人数的百分率。
校友捐赠率之所以被看重，就在于校友捐赠也被看成是一种慈善行为，而“单个人的慈善行为并不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只有人人参与慈善，形成整个社会的慈善风尚，个人慈善行为的发生才有(文化上的)意义”[3]。结合校友捐赠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偶然发生的、或者是来自单个校友的大数额捐赠虽然能使该校在年度校友捐赠榜单上有亮人眼球的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说明该校的大学-校友关系状态就怎么样。只有以此带动其他众多的校友参与捐赠，或者有大范围的校友参与捐赠，这才具有校友文化的意义[4]74。因此，与校友捐赠额相比，校友捐赠率更是一个能体现大学-校友关系状态是否优良的重要外显。这正如来自国外的一位校友事务工作者所感慨的那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问‘有多少校友给学校捐助?’要比问‘校友给学校多少捐助?’的意义要大的多。”[5]另一方面，校友捐赠率还是一所院校内、外凝聚力的反映，是院校未来某个时候能否获得大额捐赠的感情和物质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校友捐赠率就被一些院校拿来作为衡量其办学质量水平的一个指标。目前，它还成为一些国际知名评价机构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 World Report)、福布斯(Forbes)在进行世界大学排名时所采用的重要评价指标，以反映校友对其就读学校(母校)的满意度和认可度[4]74。
基于此，要衡量一所院校的校友捐赠表现，至少应该有两个重要维度：一是校友捐赠总额，二是校友捐赠率。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否只有那些美国私立名校才有上佳的校友捐赠表现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既涉及到校友捐赠行为发生的机制和规律问题，也关系到那些非美国私立名校、尤其是我国高校今后还有没有信心去建构好大学-校友关系的问题。以下，本文将从解析“美国私立名校”这一概念的语义入手，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
二、基于校友捐赠表现的“美国私立名校”意义指向
作为一个人们时常提及的概念，“美国私立名校”应该不难理解，即在美国国内那些主要由民间或个人资本维持经营的、且又在世界排名靠前的少数大学。但若对接上院校的校友捐赠表现，这一概念所体现的意涵就瞬间丰富得多。若拆分来看，“美国私立名校”至少可包含“美国”、“私立”、“名校”这三个核心构念。以下本文就围绕这一框架，逐一解析。
其一，“美国”与校友捐赠。
罗志敏苏兰：论大学-校友关系中的校友捐赠表现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为什么那么多巨额校友捐赠都发生在美国，或者说美国的大学为什么总能获得巨额的校友捐赠，就在于美国拥有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特质。一方面，在于该国长久的慈善文化传统。由于校友捐赠也被认为是一种利他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或社会慈善行为，所以，美国的慈善文化传统就是其国内大学总能获得上佳校友捐赠表现的思想基础。正如美国殖民地时期很有影响力的慈善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所认为的，富人应该用财富为别人创造自力更生的机会，从而努力实现无人需要依靠救济的理想社会。[6]受这种文化影响，美国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守财而死耻辱的风气。于是，在这浓厚慈善文化国度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代美国人便养成或习得了“乐善好施”的美德[7]。作为在这一文化氛围成长和浸染起来的人，自然也会将给母校捐赠财务当成是自主、自觉的社会道德行为。与此同时，大学获得校友的慷慨捐赠，也就成了一件很自然、很轻松的事。
另一方面，在于美国独有的制度安排。一般的看法是，美国大学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校友的慷慨捐赠，一是在于它完善的税务扣除政策。如美国联邦政府税法规定，凡是向高校等非营利机构捐赠资金及其他形式资产的企业、个人都可享受到一定比例的、从10%到50%不等的所得税扣除。同时，该国所得税法还规定，公益性捐赠超过限额的部分可以向后结转，结转的捐赠扣除优于当年的捐赠扣除;二是在于美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政策。该国采用超额累进税制，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5%。这种高额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使得人们在捐赠与缴税之间更多地选择捐赠[8];三是捐赠配比政策。为了刺激捐赠，该国政府往往给院校或捐赠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如在佛罗里达州，捐赠者向大学捐赠数目在200万以上，则可获得的配套资金是100%。即某捐赠者给大学捐赠300万，那他就能获得100%的配套资金300万元，总计600万元全部归入他的名下，实际上他只捐了300万。[9]以上这些制度安排对于提升院校社会捐赠的数额以及保持捐赠的持续性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增加了校友尤其是富豪校友捐赠的参与度。
其二，“私立”与校友捐赠。
所谓私立，对院校来讲，就是其办学主体是民间组织或个人的大学。一般看来，私立院校更容易获得好的校友捐赠表现，一是因为他们普遍有获取办学资金的紧迫性。由于私立院校的办学资金不能依赖政府，除收取注册学生的学费之外，只能依靠从社会汲取办学所需的资源，否则只能坐等关门倒闭。于是，面临生存压力的私立院校比起公立院校，更倾向于从其校友那里募集资金，并愿意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去采取相应行动。同时，私立院校能否从外界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也是评判私立院校领导人是否称职的一条重要标准，所以他们的校长、专职副校长往往更为卖力地从社会各界筹资;二是在于私立院校办学机制的灵活性。私立院校在美国历经近40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办学机制，如外部治理上的竞争性、内部治理上的自治性，而这种机制又必然会导致学校筹资渠道的开放性和多样性，进而有利于院校采取更为灵活的策略和方式，以促进校友捐赠。于是，私立院校所拥有的那种在人们看来很完备、很成熟的校友募捐模式，也就因此在这一现实需求和办学体制的相互叠加效应中孕育和发展起来了。
其三，“名校”与校友捐赠。
所谓名校，即那些拥有高社会声誉的院校。人们往往基于“好的组织声誉可以得到与其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行为”[10]这一理论性假设，认为名气越响亮的院校，来自校友等方面的捐赠收入就越多。[11]如国内谷贤林、李颖伦等学者就认为，校友捐赠具有马太效应，越是那些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名校，越是能得到更多的校友捐赠。他们还进一步得出，院校的社会声誉之所以能成为校友捐赠的关键变量，就在于社会声誉背后的过硬的办学质量，院校只有拥有过硬的办学质量，其学生毕业离校后才有可能主动向其母校捐赠，并且捐赠的数目才会更大。[12]此外，关于名校的校友捐赠问题，还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他们大都垄断了最优秀的生源，而这些生源在不久的将来又最有可能成为能给母校带来巨额捐赠的富豪校友;另一种说法就是他们一般办学历史悠久。办学历史悠久的院校不仅校友(尤其是富豪校友)数量多，而且校友爱校、护校的母校情结浓厚。
三、校友捐赠表现四个相关问题的反思
以上三个层面的解析，使人们印象中的哈佛、耶鲁等这样的大学，在获取校友捐赠方面具有其他院校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或叠加优势，也使人们不仅倾向于认为他们能天然地获得且享受来自其校友的巨额捐赠，而且还下意识地认为那些非“美国私立名校”是不可能获得同样的校友捐赠表现的，如处在另一个大陆的欧洲高校，或者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比较短的亚洲高校，即便是这一队列中某所院校有一天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校友捐赠，那也被认为是意外地发了一笔横财而已。所以，当我国众多院校的校友捐赠常年表现糟糕甚或其校友捐赠额度为零时，其领导人、校友事务管理机构也就心态平静和坦然，如何改进或强化大学-校友关系的问题也就相应地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更难以进入其院校改革与发展的议程。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问题一：慈善文化传统，我们缺吗?
将院校糟糕的校友捐赠表现归结于我国缺乏慈善文化传统，这一说法很值得商榷。其实，慈善文化一直根植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并有着尤为丰富的思想源泉，如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悲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格句谨言自古以来就被国人所传诵、所尊崇。当前，慈善事业已经在国内不同群体中取得广泛共识，民间慈善组织大量建立，各种慈善项目纷纷涌现，慈善捐助力度不断加大。
即便是处在缺乏慈善文化的国度里，院校也不应该在校友捐赠方面自甘落伍。如卡林·埃伯特(Karin Ebert)等学者通过北欧小国瑞典大学校友捐赠问题的案例研究，认为瑞典虽然缺乏美国那样的个人志愿与慈善传统，大学的校友项目也处在“婴儿期”，但校友更是该国大学一个重要的、巨大的、潜在的资源，如校友可以提供给大学所需要的很多东西，除了常见的财务捐赠之外，还有在校生所急需的实习及工作机会，给院系提供可改进办学质量的一手评价数据，等等。[13]
问题二：捐赠扶持政策，我们有吗?
缺乏美国那种与捐赠相关的税收等制度安排，尤其是一整套教育捐赠的法规政策及配套措施，也一直是国内院校面对糟糕校友捐赠表现时经常拿出来的一个“理由”。但随着2004 年以来《基金会管理条例》中有关基金会设立和免税等政策的出台，政府在鼓励社会向学校捐赠方面的制度和措施也在不断地完善当中。[14] 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局、民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在2010年又下发的补充通知，可以说是明确了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标准和比例。针对该政策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可以说是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指导、规范、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随后，浙江等省市相应出台了更具操作性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由于大学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校友捐赠自然也就属于公益性捐赠的扶持范围。
可以这样说，我国高校在向其校友募集资金方面，目前并不缺乏相应的外在制度保障和激励措施。2009年财政部、教育部颁布的《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及随后深圳市等地方政府出台的类似政策，更是专门为高校能获得更多捐赠(包括校友捐赠)量身定做的扶持性政策。
问题三：捐赠收入，公立大学就甘拜下风吗?
由于国内院校大都是依赖公共财政的公立高校，由此就认为学校缺乏从校友那里获得资金的压力和动力，也没有必要将力气下在“只能起到对办学经费的补充作用”的校友捐赠上。其实，在获取包括校友捐赠在内的社会捐赠方面，许多公立大学在历史上并不比私立大学逊色，并还就此与私立大学展开过竞争。如1997年，美国有235所高校分别获得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捐赠，虽然私立大学表现抢眼，但位居榜首的却是几所公立大学。[15]2003财年，在获得社会捐赠排行榜前20名的高校中，除了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私立名校之外，公立高校或公立高校系统占有9个。在2004财年，在分别获得超过10亿美元捐赠的39所高校中，公立高校或公立高校系统有11所。[16]即便是2008年以来美国处于金融危机、经济下滑的不利局面，公立大学也并不落后，如2010财年，在获得社会捐赠排行榜前20名的高校中，公立大学也占有8个(见表1)。
再如，根据表2，校友捐赠额与学校类型(公立或私立)的相关系数R=-.411，P=.101>0.05，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不能拒绝相关性系数等于零的原假设，由此认为校友捐赠额与学校类型的相关性不显著。对此，有国外学者就认为校友捐赠不能仅是私立大学的专利，公立大学应打破“公立大学不需要校友的经济支持”的观念，不可把能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作为校友捐赠槽糕表现的理由，也应着力培养在校大学生的慈善意识，以图他们将来作为校友能回馈母校。[17]
问题四：名气不够响亮的大学，校友就不愿捐赠吗?
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就是，校友倾向于支持在高等教育市场中表现好的院校，由于目前国内大学的社会声誉远不及哈佛、耶鲁等名校，所以在校友捐赠方面也不可能与其相比肩。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富豪(如潘石屹、陈天桥等)捐赠巨款给美国名校的行动，更是使人们对这一看法深信不疑。但实际上，即便是名校，他们的校友也不一定就支持母校。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拥有高达60%的校友捐赠率，而同期社会美誉度绝不逊于它的哈佛大学，其校友捐赠率却只有20%，这意味着仅仅依赖声誉并不能预测大范围的校友捐赠。[18]此外，还有一个类似的观点，就是名校能带来很高的满意度，校友是否愿意捐款给母校，取决于他过去及现在对母校的感受或印象，对整个大学体验不满意的人是不可能在将来成为支持母校的捐赠者的[19]。对于这一观点，就有学者在进行大样本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疑问，“对一些高校来讲，虽然校友对它的满意度在上升，但来自校友的捐赠却下降了，这的确让人疑惑。”[20]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院校的社会声誉、办学历史与其校友捐赠表现有直接关系。
注：(1)由于最近几年的数据难以收集完整，均采用2010(财)年的数据。其中，校友捐赠额的相关数据来自教育资助委员会2011年发布的报告，大学排名来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10年世界大学排行榜;(2)表中所列院校是当年捐赠收入(包括校友捐赠)排名前20的高校，带*号的院校不在当年大学排行榜前400名的名单内。
名、办学历史具有较显著的相关性(R1=-.487，P=.047<0.05/R2=.576，P=.016<0.05)，但若剔除掉公立大学样本后发现，校友捐赠额则与大学排名、办学历史的相关性并不显著(R1=-.367，P=.240>0.05/R2=-.517，P=.085>0.05);再从校友捐赠率来看，一些普通院校往往表现得比那些传统世界名校还出色。如201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列出了2013-2015学年美国校友捐赠率最高的10所大学(如表3所示)，并冠以“全美最好的十所大学”的称号，除了传统名校普林斯顿大学之外，其他9所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文理学院。
四、我国高校如何获得上佳的校友捐赠表现?
以上分析至少可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单凭“美国私立名校”这一名号，是不足以使院校获得好的校友捐赠表现的。那么，作为身处另样生态系统内的我国高校，在面对如何获得好的校友捐赠表现这一问题时，又该以何种态度、何种作为面对呢?
其一，主要从自身找原因，才是院校面对校友捐赠表现不佳问题的应有态度。
以上分析还可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哈佛、耶鲁等美国私立名校所具有的特性，或许是他们取得好的校友捐赠表现的原因，但绝不是其他高校自甘落伍的“理由”，更不能成为院校在大学-校友关系建设方面推却责任和应有作为的“借口”。对那些校友捐赠表现不佳的院校而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找原因。因为，影响校友捐赠表现的，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一些可能的外在因素外，还应有许多内在的关键因素，如校友在校学习阶段就开始的捐赠意识培养[21]、校友毕业后感情的维护[22]院校募捐的方式以及捐赠资金的使用[23]、校友捐赠者所能得到的幸福感[24]、获得的认可[25]、成就感或使命感[26]等等。而所有这些内在因素都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大学如何看待和处理与其校友之间的关系，即大学-校友关系的建构。
所以，要从自身找原因，就要着眼于自身的院校治理水平，从中理清和查找大学-校友关系的状态和问题缘由。单就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友关系建设而言，虽然近年来许多高校展现出了对其校友重视的态度，组建了许多校友组织，也开发了一些校友文化活动项目，同时也相应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校友捐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欧美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大学-校友关系总体上还是松散的，还处在一种初级或低级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系的临时化。如校长或主管校领导在处理大学-校友关系问题上，往往是在校友工作会议讲话中(口头上)重视，校庆时重视，想到筹款时重视，平时基本上是不管不问;二是关系的形式化。如在校友活动方面存在形式主义。所谓校友活动，大都只是些校友聚会，或者配合基金会筹款，或是邀请一些知名校友来校做讲座。再如，在工作方法上存在形式主义，即开展校友活动的手段单一。一位来自国内某名校的校友办公室工作人员反映，其所在学校的校友工作除了十年一次大的校庆活动之外，平时也就是给校友发个邮件、寄个刊物或按校领导的指示拜访某位知名校友，再就是到某个城市约请当地校友吃个饭、搞个聚会，仅此而已;三是关系的简单化。笔者早前通过调研就发现，大学-校友关系往往在实际工作中被简单化为一种利益关系。如学校把校友工作的主要对象集中在少数取得了较大成就的精英校友身上，并把捐赠额的多少看成是校友工作成功的标志。学校只是在需要资金、募集资金或是在校庆时才想到校友，对待校友的态度上基本上就是“为我所用”，而缺乏对校友的服务。[4]111112
以上这种对待大学-校友关系的态度和做法，带来的一个最显性的后果就是糟糕的校友捐赠表现：一方面捐赠额度低。如根据美国资助委员会和中国大学校友网统计的数据，我国高校从1980年至2016年的36年期间，共累计获得校友捐赠230亿人民币，远不及美国在2016年一个财年获得的、校友仅以个人名义捐赠的99.3亿美元(约685亿人民币，不包括校友以基金会、企业名义的捐赠)。单就处在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首位的清华大学而言，其36年来累计获得25.29亿人民币的校友捐赠，还是远远低于哈佛大学2015年一个财年6.5亿美元(约45亿人民币)、仅以校友个人名义的捐赠;另一方面，校友捐赠率很低。国内高校仅能在逢五或逢十的校庆年获得比较高的校友捐赠率(5%左右)，平时捐赠来源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如2016年电子科技大学校友熊新翔豪捐母校10.3亿元，从而使该校的校友捐赠以15.73亿元的累积总额跃居国内排行榜第4名，可以说是一个校友撑起的排名。
此外，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我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的社会捐赠收入仅占总收入的0.54%，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此项统计也不到2%，其中校友捐赠所占的比重更是微乎其微。这与美国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如美国教育数据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简称NCES)发布的2015年度报告显示，“捐赠和投资回报”是2015-2016财年美国私立高校的第一大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36.3%，也是公立高校的第三大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18.4%[27]。
其二，突破“募捐-捐赠”关系模式，迈向更高水平的大学-校友关系治理。
那么，如何追赶国外一些高校在大学-校友关系上的发展步伐，甚至弯道超车、拿出比那些世界名校更佳的校友捐赠表现呢?在本文看来，那些美国私立名校的一些做法固然可以借鉴，但也不能亦步亦趋。当前，最重要且长久的革新思路和做法，就是突破院校现有的“募捐-捐赠”这一处理大学-校友关系的惯常模式。因为，这种关系模式，仅站在院校的立场上，把捐赠额的多少看成是双方关系成功与否的标志，但却很少能为校友做出实质性的回馈。这就如同一位台湾地区学者所尖锐提出的那样[28]：
大学只是将注意力放在募捐额度是否达到或院校短期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一狭窄的、单一的目标之上，而其他的目标则常常被忽略，如捐赠者的需要得到满足了吗?与捐赠者之间所需要的良好双边关系得到维系了吗?等等。
这种关系模式，也因为大学与校友双方的关系不对等而难以形成健康、持续的对话与协作。其实，大学除了从校友那里募捐之外，它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否则，我们的大学总有一天会发现，现实的校友工作很难建立在“校友总会对母校怀有感情，总会回报母校”的假设之上，也会发现校友捐赠并不总是能够稳定、持续地增长。这正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罗伯特·M·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所指出的那样，“当一所学校单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同时通常也得不到金钱。”[29]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教授、全球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高等教育金融扶持项目研究中心主任布鲁斯·约翰斯通(Bruce Johnstone)也无不担忧的认为，“不管是美国的大学还是其他国家的大学，都需要改变目前校友工作的方式，不能再把校友慈善理解成能从中大发横财的捐款运动。”[30]
在本文看来，无论是大学向其校友募捐还是校友向其母校捐赠，都只是大学-校友关系进程中一个自然的派生品，而绝不是全部。“募捐-捐赠”关系模式虽然能一时给大学带来收入上的增加，但却难以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从近年来国外院校在推进校友捐赠工作问题上所遇到的瓶颈就可以看出端倪。例如，2017年4月，美国资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大学一共收到了410亿美元捐赠，与前一年相比只上升了 1.7%(上一财年为7.6%)，这是自2010年以来增长最小的一次。不仅如此，单笔巨额捐赠也减少了，2015财年有8个超过1亿美元的捐赠，而去年只有2个。究其原因，除了有人解释的该年股票市场表现不佳之外，校友捐赠的减少也是重要原因(比上一财年大幅减少了8.5%)。分析还发现，校友捐赠在一些年份出现增长，并不是因为对母校捐赠的校友人数增多了，而是因为那些大笔捐赠的人数增多了。[31]再从美国资助委员会历年发布的数据来看，美国高校校友捐赠除了2005财年占学校捐赠总收入的比例达到30%之外，其他年份都一直在25%左右徘徊，甚至低于非校友人士，所以就有学者用“停滞不前”一词来描述校友捐赠问题所面临的尴尬状态[32]。
随着大学外在社会环境以及校友自身需求的变化，呈现和维系大学-校友关系的机制、模式也要与时俱进、有所改变，这样才能使二者关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校友捐赠也才能相应取得好的表现。为此，在建构新时期大学-校友关系的进程中，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操作思路和具体行动，都必须突破“募捐-捐赠”的关系模式,将大学-校友关系置入到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高水平关系框架中，具体来说，大学不能将二者关系简化成一项为学校筹措经费的活动，也不局限于诸如利用举办校庆凑款等这种一时一事的运作，而是将其纳入到大学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与校友获得终身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中，去做整体性的谋划和设计。如此这样，大学和校友双方才能共享目标和相互承诺，才能以彼此沟通、协调、互动的方式不断提升关系质量，也最终才能共享一个更加美妙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