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绪先生等人翻译的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中可谓耳熟能详，但对其影响力的具体表现仍然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定量分析。论文基于维普数据库，以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1994-2015年期间被引情况进行了多维度分析，直观展现了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力的变化趋势、主要的影响领域、受影响较大的机构、学者以及施引期刊分布。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对中国学术界影响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演进及其主要机构、学术阵地和活跃的学者的分布情况。这项研究对未来开展代表作影响力评价亦有借鉴意义。

　　一、问题提出

　　王承绪先生和徐辉、徐小洲等人翻译、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包括：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所著《高等教育哲学》、克拉克(Burton Clark)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范德格拉夫(John Van de Graaff)等人编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加塞特(Ortega Y Gasset)所著《大学的使命》、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克拉克所著《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克拉克主编的《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博克(Derek Bok)所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著《大学的理想》、克尔(Clark Kerr)所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范富格特(Frans Van Vught)主编的《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赫钦斯(Robot Maynard Hotchins)所著《美国高等教育》。此外，王承绪先生等人还翻译了另一本克拉克的经典著作《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这套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中可谓耳熟能详。名著系列的内容涉及高等教育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面临的困境等等，对进一步认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1]。在龚放所做的对我国教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国外著作统计中，该系列名著有11本榜上有名[2]35-45;在杨秦做的类似研究中，这13本著作皆名列其中[3]。但已有研究对系列名著影响力的具体表现仍然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定量分析。

　　本文拟以上述13本汉译高等教育名著为研究对象，以定量的方法分析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客观地呈现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力的变化趋势、主要的影响领域、受影响较大的机构、学者以及施引期刊分布，从侧面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演进及其主要机构、学术阵地和活跃的学者的分布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工作对代表作的影响力评价工作有所帮助。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者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在科研评价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已有的研究中，基于某一数据库、某一期刊载文数据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如樊万奎、段兆兵基于1999-2010年国内核心期刊载文数据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轨迹、特征与走向[4];李云星、李一杉、穆树航基于2000-2015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数据库中教师教育专业期刊载文数据分析了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分布特征、研究前沿与知识基础[5];汤建民基于1999-2008年十年间国内发表的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论文，运用词频分析、可视化等多种文献计量方法，揭示出了国内对民办高教研究的关注程度、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动态演变趋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等[6];类似的研究还有范笑仙、汤建民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7]，胡顺顺、刘志民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追溯[8]，以及刘成新、张松、苌雨对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云计算研究现状的述评[9]。另外，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文献被引分析方法探究出版物的影响力，比如高耀、刘志民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数据库中《教育科学》2002-2008年载文数据，从期刊影响力、被引规模频次分布、引用期刊分布等多个维度对该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客观、定量的评价[10];童蕊基于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简称CNKI)数据库2001-2009年度的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刊载论文总量及被引用的具体情况、载文学科分布、高频被引论文等七个维度进行定量分析，对该刊学术影响力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客观的评价[11];类似的研究还有刘晋飞对《高等教育研究》[12]、平和光对《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13]、高田钦与平和光对《江苏高教》[14]、赵俊芳与安泽会对《大学教育科学》[15]以及陈燕与杨丽对《中国高等教育》[16]学术影响力的分析。目前，关于图书影响力的分析仍然较少，代表性的工作是南京大学龚放教授借助CSSCI数据库2005-2006年载文数据对中国教育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国内外著作的分析[2]35-45;余丰民[17]、宋娜娜[18]、平和光、李孝更、胡仁东[19]对《高等教育哲学》的影响力进行了研究;任增元与安泽会对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20]、任增元与施婷对加塞特《大学的使命》[21]的学术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类似的研究还有杨秦对我国教育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国内外学术著作的分析[22,3]，雷顺利对教育学学术著作影响力的分析[23]，以及苏新宁完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24]等。但是总体上，文献计量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仍显不足。1994-2014年间，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简称WoS)数据库中教育学领域的文献计量学论文仅110篇，相当于第一名医学领域文献数量的8.3%[25]。本研究是在上述背景下新的探索。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清理

　　王林春朱军文: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影响力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研究通过比较中国知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等国内几个常用数据库中这13本著作被引情况的检索结果，根据全面性和准确性原则，选定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李金兰[26]、韩红等学者[27]通过对比几大中文常用数据库后认为维普数据库收录数据较为全面，收录时间始于1989年、相对较长，收录期刊较全，几乎涵盖了中国出版的所有中文期刊，适合回溯检索。

　　以《大学的理想》为例，本研究利用维普数据库的文献引证追踪功能，以“参考文献=大学的理想”为检索式进行检索，然后在“被引图书专著”功能下以检索式“题名=大学的理想 与 作者=纽曼”进行检索，可得471条图书引用信息，再选中这些信息并选择“查看引证文献”，即可获得《大学的理想》的施引文献信息，最后将所有施引文献导出为有NoteExpress格式和自定义格式两种，分别保存为文本文件。为了尽量避免数据库录入错误、参考文献格式差别和译名差别等情况带来的误差，笔者利用多种检索组合进行检验，确保施引文献数据完整准确。其他12本著作施引文献数据收集方法与此相同。

　　通过以上方法检索共获得施引文献题录信息数据13701条。通过手工清理一稿多投等无意义文献，最终有效文献题录信息数据共10445条。由于维普数据库仅收录了期刊文献，图书、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集等施引情况未能涵盖。本研究分析的13本著作的施引文献发表的时间范围为1994-2015年。数据下载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30日。

　　(二)数据分析工具

　　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文献计量方法运用数学和统计学原理对文献信息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能够探测学科发展趋势与前沿，从而辅助研究者的科学研究，同时也能为科研管理者的科研奖励、基金分配、人才引进等科研决策提供参考[28]。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文献计量方法提供了众多科学计量软件支持，使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及数据分析更为便捷[29]。研究主要借助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kit for Informetrics，简称SATI)以及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简称Ucinet)。SATI是刘启元和叶鹰共同开发的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可导入和处理国内外四种格式的文献题录数据，具有题录格式转换、字段信息抽取、词条频次统计和知识矩阵构建等四大功能[30]，本研究使用版本为SATI 3.2。Ucinet由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一群网络分析者制作。该软件自带可视化分析软件NetDraw，可用于构造共词网络图[31]。Ucinet具有综合性强、运算功能强、兼容性强等优点，适于处理多重关系的中大型数据[32]。本研究运用SATI和Ucinet进行共词分析、施引年份和期刊分析，并借助Excel表格自带功能对施引文献的分类号、第一作者及其所在机构进行分类统计。1994和1995年的施引数据样本量过小，部分研究从1996年开始以5年为一个时间单位进行统计。

　　三、研究结果

　　(一)影响力变化趋势：被引次数的年代分布

　　将13本著作的NoteExpress格式文件分别导入SATI，可以提取出各著作的施引文献年代变化情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在我国的影响力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高等教育哲学》稳居第一层次，被引时间最长且被引次数占据绝对优势，2010年和2012年皆达峰值400篇，相当于同年被引次数第二名的《高等教育系统》的两倍有余。根据统计数据，引用《高等教育哲学》的前3名机构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这几所教育重镇，前3名期刊是《江苏高教》、《高等教育研究》、《黑龙江高教研究》这几份教育类期刊，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哲学》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之大;第二层次由《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大学的理想》和《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视角》组成，被引年代和被引数量较为可观;其余的9本著作组成第三层次，其中被引历史最短、被引数量最少的著作是《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

　　将13本著作施引文献合并、去重，得到历年总体被引变化情况，其变化趋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94-1998年为起步阶段，施引文献数量较少，年均施引文献仅5篇;1999-2010年为飞速发展阶段，施引文献数量由27篇增至1007篇，增长了37倍有余;2011-2015年为成熟阶段，2012年达到峰值1015篇，2013年后开始下滑，但仍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至2015年仍有718篇文献在引用这些著作。可见，13本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二)影响力涵盖的主要领域：学科范围与研究热点分析

　　根据施引文献的中图分类号数据，可判断文献的学科领域分布情况。13本汉译高等教育名著施引文献的学科领域分布如图2所示。

　　数据显示，施引文献主要是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9513篇)，占总体91.02%。该类别下施引频次最高的文献类型是高等教育、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这与13本著作的主题有关;其次是经济类(260篇)，占总体2.49%，该类别下施引频次最高的文献类型是企业经济、中国经济、金融和银行，代表性作品有梁戈《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对美国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经济学分析》一文，引用了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中自治制度的危险的观点以及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中的多处观点[33];第三是政治与法律类(192篇)，占总体1.84%，该类别下施引频次最高文献类型的是中国法律、国家行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代表性作品有许杰的《论“新公共管理”对我国大学组织权力运行模式的影响》，该文多处引用了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与《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视角》两部著作中的观点[34];其后是社会科学总论(126篇)、工业技术类(62篇)、医药卫生类(43篇)以及其他(256篇)，合计占全部文献量的4.66%，其中社会科学总论代表性文献有郭少榕的《解决受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问题的政策分析——以福建省为例》[35]，工业技术类代表性文献有钱小微、张雯、付雄武的《分层与叠合:德州学院新老校区校园改扩建规划中的空间生长方法》[36]，医药卫生类代表性文献有张晓艳、佘菲菲的《QQ网络平台在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37]。可见，13本名著影响范围不仅有与著作主题密切相关的教育学领域，还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政治与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工业技术、医药与卫生等自然科学领域。

　　13本著作施引文献的研究议题分布，主要使用词频分析方法。在运用SATI工具对13本著作的施引文献标题进行中文分词处理，再对主要的同义词进行合并处理后，共获得词频大于150次的高频词88个。删除无意义或与本研究无关的词，生成高频词相似度共现图如图3。

　　
      数据来源：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数据下载时间为2016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30日。

　　由图3可知，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教师与学生群体，历年出现频次之和分别达到624次、693次，与其他词语节点的直接联结数目达到80 及以上;相关研究学习与借鉴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历年出现频次之和达467次，与其他词语节点的直接联结数目也高于80;关注的热点主题包括职业教育和创新，历年出现频次之和分别达到387次、448次;学者们对学术(词频1062次)的关注高于教学(词频455次)、对权力(词频463次)的关注高于自由(词频340次)。此外，这13本著作也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词频156次)、教育公平(词频159次)、人才培养(词频216次)、教育治理(词频261次)与管理(词频426次)以及教育改革(词频300次)与创新(词频448次)等方面的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利用SATI工具依年份提取词频，再按照词汇意义将主要的高频词划分为4个词汇集，统计出各词汇集出现频次随年代变化情况(见图4)。

　　由图4可以看出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第一组词显示在不同年代“教学”的频数、增速都低于“学术”。1996-2000年间，“学术”词频为9次，“教学”词频为2次，相关研究皆处于起步阶段，且差距较小，而2001-2010年间二者的差距日益明显，2006-2010年间，“学术”的词频比“教学”高出237次，2011-2015年间二者差距有所减小，但是“学术”仍比“教学”出现频次多出200次，说明13本著作对“学术”相关议题研究的影响力更大。第二组词显示对“学生”议题的研究影响力高于“教师”，二者差距虽不明显但有扩大的趋势，总体上“学生”的出现频次高出“教师”69次。第三组词显示自2001年开始，“自由”与“权力”频数差距越来越大，2001-2005年间“权力”频次仅比“自由”高出2次，而到了2011-2015年间，二者差距扩大到70次，“权力”的热度越来越高于“自由”，不过2011-2015年二者的受关注度均有所下降。第四组词显示汉译名著系列对我国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创新”、“治理”、“管理”、“改革”等词皆是高频词，并且除了“管理”外，其余3个词都保持稳定上升趋势;近年来“创新”是一大研究热点，超过了其他三个词;“治理”的热度也在加速增强，近年来已超过“管理”;这13本著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治理与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影响力拓展的深度：施引机构、作者和期刊分析

　　通过Excel表格的分析功能提取施引文献的第一作者信息、第一作者所在机构分布情况以及施引文献来源期刊信息，本文统计了前20个高引用机构(见表1)、前20位高引用作者(见表2)和高引用期刊(见表3、表4)。

　　注：高校教育学科排名依据2012年中国教育学科排名数据，当年参评高校共59所，“-”表示该校未参加2012年学科评估。

　　数据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表1数据显示，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前20所高引用机构中，40%是师范类大学，65%在2012年中国教育学科排名中位居前15名[38];另外，根据2016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数据，20所院校中有50%位居前500强[39]。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其教育科学研究院实力雄厚，研究院的高等教育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并编辑发行《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两本高等教育学术刊物[40];发表文献数量排名第二的厦门大学，其教育研究院是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唯一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41];排名第三的浙江大学，其教育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体育专家，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的主要译者王承绪曾于此任教，另一重要译者徐小洲则是现任院长[42]。这20所高校总引用次数达2983次，占总体的28.56%，可见13本著作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重镇的认可，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表2显示，前20位高引用作者共发表相关文章342篇，占总体3.27%。这前20位作者中，除了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李运庆外，其余19位作者皆来自高等院校，并且有45%的高引用作者来自师范类院校;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这几所教育重镇皆有2人入围。引用量靠前的学者中既有高等教育的学术前辈，也有后起之秀;既有高等学校的管理者，也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引用13本著作次数最多的学者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王建华教授，利用CNKI数据库对他的30篇施引文献进行分析可发现，截至2017年1月19日，30篇文章的篇均被引量达13次，被引次数最多的是其2007年发表于《现代大学教育》期刊上的《大学教师发展——“教学学术”的维度》一文，被引次数高达99次，该文引用了克尔的《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与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两部著作中的观点[43];30篇文章中，70%的文章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这与作者的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本理论研究[44]相关，也与13本著作影响力涵盖的主要学科领域基本一致;刊载王教授这30篇文章的15种期刊中，60%是CSSCI收录期刊(2014-2015年版本)。

　　表3数据显示，13本著作的影响力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20年间被引量增长了44倍有余，由1996-2000年间的103篇飞跃至2011-2015年间的4573篇;施引期刊数量增长了20多倍，由1996-2000年间的不足50本增至2011-2015年间的千余本;引用比例之和达到80%以上的期刊数量在不断扩大，2011-2015年比1996-2000年增加了291本，而前20名期刊引用次数占总引用比例在不断下降，2011-2015年比1996-2000年下降了40多个百分点，可见引用期刊呈扩散化特征;前20名期刊中CSSCI收录期刊比例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新世纪以来CSSCI收录期刊始终保持在半数以上，2001-2005年间更是达到了70%，可见引用13本著作的文献水平较高。通过以上几点可见，1996-2015年间13本著作的影响力在不断扩散，且引用文献质量较高。

　　表4列出了1996-2015年间的前20名高引用期刊，其引用量占总体被引量的33.67%。由表中数据可知，引用13本著作的期刊主要是高等教育类期刊，综合类期刊较少;高引用期刊的水平总体上较高，65%的期刊是CSSCI收录期刊，90%现在是或曾经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引用量居于首位的《江苏高教》自1985年创刊以来，连续多年被CSSCI、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复合影响因子达0.906，创刊以来的8686篇文献篇均被引达到6.79次(截至2017年6月15日)[45];引用量居于第二位的《高等教育研究》期刊复合影响因子高达1.798，创刊以来的5993篇文献篇均被引次数高达18.22次(截至2017年6月15日)[46]。这些再次印证了表3的结论，即引用13本著作的文献质量较高。

　　四、结论与讨论

　　(一)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的影响力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1994-1998年期间施引量较少，1999-2010年间快速增长，2011年以后相对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从13本著作影响力的差异看，《高等教育哲学》影响力最高，稳居第一，其次是《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大学的理想》和《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视角》，影响力最小的是《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

　　(二)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对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的影响较为广泛

　　从施引文献所在的学科领域来看，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对教育学、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力最大，同时也广泛地渗透到经济学、政治与法律学、社会科学总论以及工业技术、医药与卫生等领域。

　　从施引文献聚焦的研究主题看，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公平、教育管理、学术权力、学术自由、教学、学生、教师、创新、治理体系等众多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影响力覆盖的研究领域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热点自身的演变轨迹。

　　(三)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不同代际的学者和众多学术期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施引次数前20名机构中，65%的机构其教育学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排名位居全国前15名，这还不包括未参评但其高等教育二级学科享有较高声誉的学校;从施引次数最高的学者分布可以看出，其对不同代际的学者、不同岗位的学者都具有广泛影响;施引期刊数量的增长及施引次数集中度的下降，反映出其影响力持续扩散态势。施引期刊声誉也体现了其影响力始终保持在较高的学术共同体中。本研究仅尝试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对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对每一本著作的具体内容、核心观点的影响力分析还不够。另外，由于维普数据库未收录图书、学位论文等施引信息，这对本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对国外学术界的影响情况以及在中外影响力的差异比较还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