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具有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和开放可控的特征。其复杂性表现为组分的多元性、结构多层性、功能的多样性和演化的多变性。来华留学生教育本质上蕴含着三种基本样态：事业性教育、实践性教育和科学性教育;事业性教育统领实践性样态和科学性样态，实践性教育为事业性样态和科学性样态提供基础性依据，科学性样态为实践性样态和事业性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加强事业性教育，维持教育与环境的生态平衡;提升实践性教育，保障“人”组分的合理生态位;完善科学性教育，确保教育子组分的良性“共生与竞争”。
“一带一路”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地位得到国家、社会、高校、学界等方面的普遍认可：留学生教育是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夯实国家外交人脉的战略举措;[1]“来华留学教育的基本定位应基于国家战略与文化影响力的考虑”;[2] “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当……成为我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个核心成分和外交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3]17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在国别、学生人数、就读省份、国内接收院校等方面呈现出线性增长的态势。教育部官方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29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共接收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同比增长11.35%。[4]美国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简称IIE)发布的2016年留学生统计报告显示，继美国(25%)、英国(12%)后，中国(10%)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该报告同时显示，就留学生在高校学生中所占比重而言，相比于英国(21.1%)、澳大利亚(20.7%)的高额百分比，中国(0.9%)的留学生百分比严重落后。[5]一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的目标，但离“到2020年吸收50万人次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就读”[6]的《留学中国计划》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外延式”发展的诟病：思维层面，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战略地位未引起足够重视;制度政策层面，不适合来华留学生教育需求的羁绊较为突出;覆盖面而言，留学生来源国和所学专业不均衡，文科类专业，特别是汉语专业比例偏高，主要来源国则集中于周边亚洲国家;培养层次上，学历教育生比例(47.4%)偏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比例(14.4%)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3]49因此，学界主张借鉴欧美国家留学生教育“先行者”的经验，发挥我国留学生教育“后发优势”，[7]58-63走“内涵式”发展道路。[8]49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
教育生态学是“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和机理的”科学，[9]其研究对象“是由教育主体系统、教育客体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共同构成的教育生态系统。”[10]教育生态学借鉴生态学中生态平衡、生态进化、生态位、生态链等相关原理和机制，研究教育系统与周遭环境系统之间，及教育系统与其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发展规律、制约因素等因子的生态关系。
教育生态系统是教育生态学核心内容。教育生态系统就是由教育活动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11]如果说“教育生态”是一种理念，一种基于生态学的原理与机制来认知教育学的发展规律与机制的理念;那么，“教育生态系统”则是一种发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物质型”单元，在这个系统中，教育因子与自然、社会、文化等生态系统的因子进行物质、能量的循环与信息交换，不断促成教育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优化。教育生态系统中，人、教育、环境彼此关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教育主体在矛盾中运动，不断与周遭环境进行“平衡—失衡—再平衡”式动态运动，寻求结构与功能的平衡;教育生态链中，任何生态位的移位、消失、冗余等都可能引起生态系统失衡，系统都可能引进新的生态因子或者消耗冗余因子，以实现生态位的再造，最终维持生态系统的再平衡;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教育生态系统的矛盾运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维系着系统的动态平衡。因此教育生态系统具有整体关联、动态平衡、开放可控的基本特征。
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当指由留学生教育活动，及其与周遭留学生教育环境间的动态运动构成的，具有推动教育主体国际化这一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涵盖于高等教育系统框架内，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下位系统;它以来华留学生为主体、以高校为主导、以政府与社会为支撑，通过语言及专业技能教学、文化体验、价值观熏陶等途径的共同作用。来华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的内涵极其复杂：宏观层面，它包括教育生态系统与社会、自然、文化等非教育生态系统间的矛盾运动，主要关涉国家战略、政策制度保障、财政支持、社会舆论导向等;中观层面，它主要指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部，留学生教育与本土学生教育的矛盾运动，关涉高校留学生管理制度与相关政策、留学生教育硬件软件环境建设、留学生的文化教育与融合等;微观层面，主要指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内生态主体间的矛盾运动，具体关涉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手段、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方式等。教育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促进人的发展，如何提升留学生的国际化水平，提高留学生教育的质量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内涵”要求与目标。
吴迪龙熊宇仙: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展开样态探析
范国睿认为，“教育生态系统与各种生态环境之间、不同教育生态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基本范畴概括为：适应与发展、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12]且三大基本范畴存在于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且各有侧重。来华留学生生态背景复杂，在“适应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中，留学生态链必然与原生态链存在某种冲突，造成生态位的缺失或者错位，如何有效地引导留学生同化自身生态链以顺应新的生态链，如何维持生态新平衡、实现生态发展，如何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性等，都是一项及其复杂的工作。在“平衡与失衡”的矛盾运动中，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与周遭环境通过输入与输出维持着生态链平衡;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内部各因子间的结构与功能在失衡与平衡间的矛盾中运行。“共生与竞争”的复杂关系主要表现为教育生态主体间的生存关系，某种社会资源足以满足所有教育主体的生态需求时，共生关系掩盖了竞争关系;否则，竞争关系表现得更为激烈。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极其复杂。“这一特殊类型的超复杂系统，其纷繁程度远远超越了一般的自然、物理和化学系统”。[13]2该系统复杂的主要原因是其组分的多元性、结构的多层性、功能的多样性、演化的多变性等特性，他们构成了留学生教育的本然属性和基本的存在样态。
(一)组分的复杂多元性
组分即系统的结构单元。人、教育、环境是其复杂系统的基本生态组分，每一组分及其子组分又由众多的下位组分构成，这些极其复杂多元的构件组分交织在一起，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共生与竞争”，通过同化或顺应，实现“适应与发展”。其复杂多元性表现为三个层面：
首先，上位层面，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与周遭环境系统的整体联动是复杂多元的。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是社会(即环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其健康发展依赖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社会系统的平衡发展。社会生态是动态运动的开放系统，多元社会组分的矛盾运动要求留学生教育生态的组分整体联动，而教育组分固有的惰性造成了自身话语权的轻微。“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态链的众多组分。“‘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14]的新形势下，留学生的语言教育的生态位凸显，由此带动留学生教育生态链的整体联动。教育组分与环境组分间物质与能量的关联流动，及其再平衡运动是复杂的、动态的，参与的社会组分的数量也极其庞大。
其次，中位层面，来华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内部的动态平衡是复杂多元的。纵向留学生教育组分包括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培养单位、教育者、受教育者、教学设施与环境等，彼此的组分关系更倾向于“适应与发展”。下位组分的实践性教育只有适应上位事业性教育的顶层设计，才是实现自身平衡发展。横向留学生教育组分主要是各培养单位，彼此之间的组分关系更倾向于“共生与竞争”。目前我国留学生教育存在地域失衡、校际失衡、学科专业失衡、教育资源失衡等，各组分在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内和谐共生，但培养单位在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时又表现出竞争。因此，该系统内部教育主体在维持地域、校际、学科专业等动态平衡的波状运动是复杂多元的。
再次，下位层面，来华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内部各教育主体的适应与发展、共生与竞争是复杂多元的。教育生态系统中，任何组分均有可能成为教育生态链中的生态位主体，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当仁不让地成为教育主体的主体。教育主体的复杂多元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生态主体范围的多元性——任何与实践性留学生教育相关联的组分都属于该生态主体的范畴，包括留学生、教师、管理人员、本土学生等;二是生态主体成长影响因素的多元性——生态主体的民族思维、宗教信仰、国民教育、家族背景、语言能力等影响个体成长的因素相当复杂;三是生态主体身心发展的多元性——教育生态主体的身心发展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但成长环境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产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留学生教育生态链再平衡过程中，教育主体生态位的争夺是共生与竞争的矛盾运动。
(二)结构的复杂多层性
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是指留学生教育系统诸组分之间的比例关系。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组分在三个层面的复杂性多元性，决定其组分结构的复杂多层性。
首先，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与周遭环境的诸多生态系统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开放的多层级复杂结构。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是一对多的组分结构，即留学生教育生态分别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外交生态、文化生态等一一对应，但又彼此交融。任何组分的变化必将引起整个生态结构的变化，这种本然的整体联动性决定生态结构框架内各组分的比例关系保持着非线性运动。其次，来华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的内部结构是复杂多层的。在留学生教育生态体系内，同一层级的学校、不同层级的学校、不同地域的学校等构建校际教育结构，教育层次、学科专业、生源等要素构建学校教育结构，共生于留学生教育母系统内。为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组分间在本结构内及结构间不断地争夺优势生态位而彼此竞争。再次，来华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内部各教育主体间的结构是复杂多层的。教育者、管理者、留学生、本土学生等构建教育主体结构，教育者与管理者、教育者与留学生、留学生与本土学生等构成多层级性复杂生态结构，彼此间的生态地位各异，彼此在适应与发展、共生与竞争中实现教育主体间的生态结构平衡。
教育生态活动即包括直接的教育教学活动，也包括参与影响(或服务于)直接教育教学的“非教育教学”活动。按参与或影响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与否，教育结构可划分为教育的固有结构和教育的派生结构。[15]对留学生教育而言，固有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主要包括关涉留学生生态教育事业性的战略规划，如招生国别洲别分配、培养单位的区域布局、学历层次结构的协调、教育经费的保障等)、中观结构(主要包括关涉留学生生态教育实践性的全局性规划，如学科专业均衡设置、留学生比重规划、师生比例配置等)、微观结构(主要包括关涉留学生生态教育科学性的实用性规划，如课程体系建构、教学安排设计、文化体验等)三个层次;留学生教育的派生结构主要包括我国留学生教育的体制机制(如计划体制、行政体制、学制、经费体制、评估体制等)与留学生教育管理组织结构(如留管干部及后勤人员配备比例、留管机构的构成方式等)。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的固有结构起着引领、制约派生结构的作用，派生结构则依附和服务于固有结构。教育系统诸组分间的变化都会对系统的发展产生影响，制约并促成其内部结构的变化;只有系统内各要素组分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才能形成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平衡状态下生态系统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使系统各要素组分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周而复始，循环反复，不同结构组分共生的同时参与竞争，在结构中寻求合适的生态位，从而推动功能的有效发挥。
(三)功能的复杂多样性
功能即事物或方式方法所发挥的作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高等教育的三大传统功能。有学者认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大学的重要职责与必然使命，是高等教育的第四大功能。高等教育生态结构内，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四大生态功能具有独特内涵，由此表现出复杂多样性。
留学生教育的功能具有内外功能之分，他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内在功能主要包括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大组分。留学生人才培养和人才竞争功能主要体现在“人才输出”和“人才引进”两方面，两者都相对于留学目的国而言。“人才输出”的主要途径是为留学生输出国培养高级专业或管理人才，“人才引进”的主要渠道是为国家战略计划积聚留学生智力，引进高端留学生。哈萨克斯坦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Karim Masimov)、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Mulatu Teshome)曾留学中国;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已培养的外籍学员中包括多位总统、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都是很好的例证。相比而言，留学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功能的生态位并不凸显，主要是因为它的功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呈现。内容包括围绕上位生态位的战略定位、顶层设计，中位生态位层面的地域平衡、学科专业平衡，和下位生态位的教学设计、留学生管理等而进行的生态链平衡的优化策略研究。
外在功能主要包括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两大组分，外在功能更具有时效性，需要随着国家战略规划与布局的调整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服务社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以政治、经济、外交等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一带一路”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加快，留学生教育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功能日益凸显。留学生教育及留学生人数所占的比重已经成为国家开放程度和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之一，留学生教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市场：2015年外国留学生给美国带去了350亿美元的财富，[16]在伦敦的非欧盟留学生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达到23亿英镑,[7]58-63留学生教育市场对我国的经济贡献率远不及欧美国家。“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 教育使人成为文化生态的存在。”[17]留学生教育通过输出本国价值观念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士，为“一带一路”战略培育和谐共赢的国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生教育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教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外交课题。
(四)演化的复杂多变性
演化即进化或退化，有时进化中有退化，有时退化中有进化。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动态多变的过程，在整体关联的结构内，某个生态位的变化可能导致生态链的结构和功能的失衡，开放的生态系统随时接纳教育主体间持续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从而寻求空缺组分的替代品或者消耗冗余的组分，实现生态链的再平衡，在这个再平衡的实践过程中，教育主体“人”充当“舵手”，引导和控制着多变的生态演化。
演化的多变性主要反映在层次演化和教阶演化上，其内在的本质是随智能信息量的积累而产生一定的质变。[18]在我国，层次演化主要体现为留学生教育层次由非学历语言教育向专业学历教育发展演化和教育管理由区别性管理向趋同化管理演变这么一个逐步成熟、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更倾向于螺旋上升式的进化。其教阶演化主要体现为留学生教育主体在某一教育阶段发生的各种演替。部分来华留学生因为适应能力强、勤奋努力等个体因素使得自身的知识和能力得到大大提升，甚至飞跃，其结果是在共生的生态结构中，通过竞争实现自身发展;部分来华留学生因为文化适应能力差、知识储备不足、努力程度不够等，自身学业水平停滞不前甚而退化，表现为学业延期、辍学等现象;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与螺旋式下降相伴而行的适应与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生态组分在共生的结构中参与竞争，实现优化或惨遭淘汰。
层次演化和教阶演化更多地是以历时的视角审视来华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的演化，我们再以共时的视角来考察其生态位演化。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学科专业生态位重叠于语言等文科领域，理工科生态位缺失;地域生态位重叠于北京和东部沿海省份，东北、西部省份生态位缺失;教育层次生态位重叠于非学历教育和本科层次，研究生生态位缺失;等等。正如[19] ：
对教育资源的非理性竞争使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生态位重叠、生态位不合理扩张和生态位层次缺失等问题;生态位高度重叠会导致种群间竞争激烈，造成资源浪费;生态位完全分离会限制生态位曲线中间的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
生态系统演化的本质是生态因子间的“平衡—失衡—再平衡”的矛盾运动，是进化与退化相伴而行的螺旋式循环，其过程是复杂多变的。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展开样态解析
尽管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局部的组分、结构、功能、演化是复杂的，但从系统整体看，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可控系统，与社会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不断地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从而使结构和功能达到一种相对平衡且“有序”的基本样态。复杂的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表现出三种基本样态：事业性教育、实践性教育和科学性教育。
(一)事业性教育：强调生态链金字塔顶端的规划与部署，对应主体为负责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各级决策者和行政主管部门
事业性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指各级各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决策者对教育事业进行策划的活动，其成果形式主要体现为教育规划或计划。事业性教育特别强调教育的顶层设计与安排，其宗旨是制定出科学的教育规划或计划，作为教育事业或学校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公益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留学生招生管理政策设计到整个留学生教育体系的建构，政府的战略导向性与政策推动力至为关键。“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来华留学生的政策指导、资金方面支持力度较大，……,信息资源供给方面严重不足”，“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管理效能未能充分发挥”。[8]52
国家教育部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对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进行了严肃而科学的规划，制定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严格按照《计划》提出的“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工作方针，积极推进与发展留学生教育，从而使得我国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明确的战略规划、系统的运行规则、具体的发展举措，积极推动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功能的有效发展。
(二)实践性教育：强调操作与技术，对应生态主体为一线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者
来华留学生实践性教育是指在一定时空、环境和资源条件下，以来华留学生人的培养为核心的各种行为方式和活动。此概念包含几层意思：第一，实践性教育的主体是人，其对应指向主要是高校留学生教育一线教师及留管干部。第二，其核心活动是对人(来华留学生)生存与发展技能以及素养品质的培养。第三，强调操作和技术。实践性教育的主战场在各高校，其活动主体形式涵盖了中国文化及专业课程内容设计、教育学习评估、学生辅助及指导、学习资源构建、质量管理及改进等实践活动，而这些活动特别要求有规范的操作程序、精深的操作技术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第四，实践性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内含许多种类和层级，并构成相应的结构系统。“单个的教育要素不是教育实践，单向的活动也不能体现教育实践的整体属性”。[20]第五，实践性教育需要相应条件的支撑。实践性教育的存在形态是教育者的活动和行为，而且总是在一定的环境(包括时空、物质、精神、制度环境等)条件下进行的。[21]
(三)科学性教育：强调研究与创新，对应生态主体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理论工作者
科学性教育在这里特指那些专门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运用科学的方法探求留学生教育的本质和功能，揭示国际教育一般规律，解决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的研究性活动。这种形态的留学生教育最大特点是强调科学研究，其对应主体是国际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其成果形式主要体现为国际教育理论与方法。科学性教育在来华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科学性教育，就不会产生科学的教育国际化理论，没有科学的国际教育理论，就不会有科学的留学生教育实践，当然就无从谈起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发达。总体来说，科学性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推进来华留学生教育科学的繁荣和创新。二是给实践性教育主体以更多的启迪和指导。
当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聚焦于高等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对其管理理论的研究寥寥可数，[22]鲜见对留学生生态管理系统的研究。“目前我国各高校还普遍存在留学生管理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问题，无法提供专业化的留学生管理和服务”，“管理部门的规范化和管理人员的专业化亟待提升”。[8]51这彰显学界对留学生生态系统的科学性教育的关注不足，科学性教育的缺失严重制约着事业性教育和实践性教育的发展。“人类是站在他所在的生态系统的最高控制点上”。[23]以“内涵式”发展理念把控三种展开样态的内在关系能有效地发挥制控点的功效。
四、来华留学生教育系统展开样态的内在关系及启示
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三种样态在适应中发展，在发展中适应;在平衡中失衡，在失衡中平衡;在共生中竞争，在竞争中共生，三者彼此交融。首先，留学生教育的事业性样态具有宏观统领性作用，实践性样态和科学性教育往往要围绕事业性样态开展工作。其次，科学性样态为实践性样态、事业性样态提供理论支撑。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还指导实践，实践性样态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否则教育实践就会走向盲目、混乱;事业性样态也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否则制订的留学生教育规划就会缺乏科学价值，甚而影响整个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实践性样态为事业性样态和科学性样态提供了基础性依据。因为，来华留学生教育规划的制订，需要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的素材就来自于各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一线，实践性样态则为事业性样态提供了大量的诸如学生学情等数据和信息。而科学性样态又必须基于实践性样态，理论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实践，否则理论可能就成为空论。
来华留学生生态教育系统结构复杂，如何理顺“人”、教育、环境三组分的关系，和保持事业性教育、实践性教育和科学性教育的生态平衡，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现有重要启示：一是加强事业性教育，维持教育与环境的生态平衡。事业性教育应着眼于国家核心利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以来华留学工作为抓手，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以全球视野筹划中国留学生教育办学的方向与路径，造就具有中国情怀的世界公民，以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维持留学生教育与环境的生态平衡。二是提升实践性教育，保障“人”组分的合理的生态位。我国留学生教育注重物质吸引力，忽略了留学生管理与服务、中国文化与身份认同、认知获得感等软实力的弹性力，实践性教育强调操作与技术，以操作和技术加强实践性教育，保障留学生的合适生态位。三是完善科学性教育，确保教育子组分的良性“共生与竞争”。我国留学生教育生态位存在学科专业重叠、学校地域失衡、培养层次失衡等诟病。如果说事业性教育是“顶天”规划，实践性教育是“立地”操作，那科学性教育就是“通天达地”的桥梁。以研究和创新合理平衡“人”、教育、环境间的生态系统，确保留学生教育子系统的良性“共生与竞争”，既可以避免鱼龙混杂，又可以规避恶性竞争。
“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是根据科学手段设计、建构、干预和调控的人工生态系统，它不是一个纯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社会生态系统。”[24]事业性教育、实践性教育和科学性教育三方联动是平衡留学生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动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