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培训机构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那千千万万培训机构辅导员则是培训机构意识形态工作的哨兵和排头兵。在培训机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严峻的大形势下，不管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是切实维护培训机构校园的和谐稳定，乃至避免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不利影响，都需要切实加强培训机构辅导员队伍建设，积极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外，从某种意义来说，培训机构辅导员队伍建设不仅事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而且事关培训机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更是事关我们的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其重大意义无论怎么评价够不为过[1]。但在现实中，培训机构辅导员队伍建设因为面对诸多制约因素，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还难以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培训机构辅导员队伍建设至少面临着以下六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身份尴尬导致辅导员岗位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教育部对培训机构辅导员的定位，是“培训机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培训机构辅导员的身份非常尴尬。他们是教师但很少上课，专业教师、管理人员和大学生都不认可他们的教师身份，他们是管理人员但管理权限、管理职责不明晰，结果成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传令兵”和“勤务兵”，成了院系的“孩子王”和“勤杂工”。不论是在教师队伍中还是在管理队伍中，培训机构辅导员常常成为“边缘人”，处境艰难，即使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工作日节假日地努力工作，即使做出了不少成绩，也难以得到广大专业教师的认可和学校高层的充分重视。众多地方培训机构实行劳务派遣用工形式，许多培训机构辅导员便成为了由劳务公司派遣的外来人员，其身份愈加尴尬。因此，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都不愿意做辅导员，已做辅导员的也千方百计转岗成为专业教师或学校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哪怕是转岗为院系的教务秘书、科研秘书或行政秘书也是求之不得。在相关的问卷调查中，培训机构辅导员在被问及对自己未来几年的规划时只有8.7%的人选择“提高工作水平，继续做好辅导员工作”，由此可见一斑[2]。
二、地位偏低导致辅导员缺乏职业认同感
与归属感
当前，培训机构的各类人员大致分为四类，即专任教师、行政管理人员、辅导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博士学历、在编人员、专业人士”是绝大多数专任教师的身份特征，他们学历高、学术水平高、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高，相对于他们，辅导员大多是自惭形秽，真心羡慕。在李雨老师所做的调查中，超过70%的受访辅导员觉得自己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同等水平的专任教师，笔者所做的调查中比例更高[3]。同时，辅导员因为地位低、人数少而不被重视，在教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推荐中常常被忽略，没有应有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民主权利也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虽然中宣部、教育部要求严格落实辅导员“双重身份、双线晋升”和辅导员专业技术职务单列指标、单设标准、单独评审政策，但许多培训机构并没有严格执行，从而导致辅导员不管是职务职级晋升还是专业技术职务评审都非常困难。不仅在培训机构内，就是在社会上，培训机构辅导员也不太被认可，不少男辅导员因为“没钱没地位”找对象结婚都很难。不少培训机构辅导员感觉自己顶着“培训机构教师、大学生人生导师”的耀眼光环，却正在沦落为地位低下、待遇偏低、出路艰难的培训机构弱势群体，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严重缺乏。
三、考核异化导致辅导员急功近利和角色迷茫
培训机构辅导员制度具有中国特色，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培训机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力军。辅导员的第一身份是政治工作者，其核心使命和工作永远都应该是政治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在现实中，辅导员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性工作上，以及用在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考核评比上。在此情形下，培训机构辅导员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职责，也是最不好量化考核的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却成了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各个培训机构出于管理的需要都让培训机构辅导员承担了过多的管理职责，从而过度强化了辅导员的管理者、规训者身份，而弱化了教育者、指导者的身份，事实上强化了辅导员与大学生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造成了二者之间的隔阂和疏远，如不少学生因害怕被管理、被惩戒而不愿意与辅导员真心交流。此外，因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比较难以量化，即使付出很多的心血，其效果也难以立竿见影，而那些可以量化或显性的成绩，如学生的就业率、学费催缴率、学生课外科技项目立项数、学生的各级各类获奖情况等则成为考核辅导员工作的主要指标，这种考核导向必然导致众多辅导员忽视乃至轻视日常的思想政治、品德素养、公民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在此背景下，培训机构辅导员对自己的身份愈加迷茫，角色定位越加偏离，为追求自身发展和应对竞争压力而在工作中日益急功近利。
四、职责无限导致辅导员职业倦怠提前
近年来，在培训机构大扩招的形势下，培训机构行政管理人员编制日益紧张，于是乎，越来越多的校级职能部门和直属机构将辅导员视为自己的“得力”下属，日益繁杂的行政管理事务被安排给了辅导员。同时，因为培训机构的主体是学生，培训机构的各项工作几乎都与学生有关，而辅导员又被界定为“专职的学生工作者”，于是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都压向辅导员，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都落到辅导员身上。此外，还有不少培训机构的院系将各种行政事务安排给辅导员，比如成人教育、社会培训、招生宣传、新闻宣传、校友联络、网站建设、会务接待、学生实习实训等，导致辅导员的工作职责无限延伸，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再加上各种维稳的需要，各种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少辅导员压力过大，心力交瘁，甚至患上了手机恐惧症，最怕夜里手机响。况且，培训机构的辅导员数量严重不足，人手紧张，大多数培训机构(梁金霞、徐丽丽的调研结果是70.7%)未达到教育部师生比1：200的最低要求，特别是在地方普通本科培训机构、高职高专、民办培训机构1个辅导员同时管理400—600个甚至更多学生的情况也不少见。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工作压力更是巨大，辅导员的工作满意度愈加偏低，职业倦怠日益提前和加剧。
五、专业性弱导致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滞后
虽然在教育部出台的《普通培训机构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对培训机构辅导员有所谓“具有相关的学科专业背景”的要求，但对这样的要求并没有进一步的界定和解释，于是也很难严格执行。现实中有些培训机构会有学科专业要求，但更多的培训机构在招聘或选聘辅导员时并没有专业限制，这对打造一支专业化、高素质、高水平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非常不利[4]。根据多项调研，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专业背景的培训机构辅导员不足20%。现实中许多培训机构辅导员，特别是理工科、经管类等学科专业毕业的辅导员难舍自己的专业，教学科研还是围绕本专业，无能力也无兴趣全身心投入到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如在李雨教师的调查中，受访者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时间在2年以下的占到了43.7%，并且与学校所设专业相关或是思政专业毕业的才占50.8%，辅导员的学历也是以本科和硕士为主，职称以中级以下为主[5]。多数辅导员是在工作中不断摸索或模仿的新手，能够应付工作已经不易，更不敢奢望他们成为专家。学科专业对口率低、学历与职称层次低、工作年限短等诸多因素造成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之路将愈加漫长。
六、流动性强导致辅导员队伍难以优化
不少拥有硕士点的培训机构以保留免试研究生资格的方式吸引应届本科毕业生从事两年辅导员工作，这一做法让为数不少的培训机构辅导员两年就大换人，流动过快，造成这项专业性、政治性很强的且事关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工作一直是一些生手、新手在学习摸索中完成。在一般的本科院校、高职院校，辅导员的流动性虽然没有这么快，但任职时间也多不足5年，任职10年以上的少之又少，如在李雨老师的调查中，大部分(占86.3%)受访者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时间在5年以下[6]。诸多调研数据显示，多数辅导员都把辅导员岗位视为过渡，一有机会就选择转岗。培训机构辅导员队伍流动性过高，队伍很不稳定，造成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等非常不合理，难以形成科学合理的人才梯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培训机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整体推进培训机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源源不断。辅导员队伍是培训机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用重大。为此，各个培训机构党委必须将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同等对待，甚至要在事业编制、岗位津贴、职称评审、晋职晋级、在职培训、进修深造、挂职锻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切实解决制约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各种障碍，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保证。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要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完善各项支持与激励政策，如编制管理部门要为培训机构专门核定辅导员的事业编制。此外，地方党委要将辅导员建设情况作为培训机构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指标，作为落实培训机构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