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无论是职业教育的宏观方针，还是职业教育的中观或微观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职业教育转型和在新时代价值的实现。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与评价是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为了顺利实现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和在新时代价值的有效实现，必须依据职业教育转型的本质与新时代对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科学审视现有的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综合评价。在新时代，我国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评价应贯穿“工匠精神”培育这条红线。
一、职业教育“转型”的本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社会转型范畴通常认为源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主要用以描述社会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整体性转变。诚然，也常常用来描述社会子系统的转变。笔者认为，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现时代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基础是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核心是人的全面与可持续发展。
在本质上，当今职业教育“转型”应该是一种被职业教育主体，尤其是决策层主体首先意识到的正在发生着的社会客观存在，况且在职业教育“转型”之初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在有高度自觉意识的职业教育主体头脑中的构造物。可以说，它既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理念形态的存在，也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自觉的职业教育“转型”是一种有组织、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教育价值行动体系[1]。
在众多的影响职业教育“转型”的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有文化的、经济的、教育政策的和科学技术的因素。工业文明是现代职业教育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温床。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具有特质的文化与其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在德国有着对精密机器崇拜的文化传统，德国人对技术创新的执着追求与对具有精湛技艺工匠及其劳动成果的尊重，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就成为一种全社会普遍推崇的文化，“双元制”职业教育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根基的成功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有不少国家竞相推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但是，不管是德国主动向别国推行还是别国主动推行，其结果大多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并非推行者不想成功，而是其文化根基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原本的文化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所致。经济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表现为，经济结构与水平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发展规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毕业生的就业。无论是教育方针，还是职业教育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职业教育转型。例如，美国政府1983年发表了题为“国家处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报告，大力推动学术课程，其后选学职业教育课程的人数就呈明显下降趋势。再如，中国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也对职业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今天，科学技术对职业教育转型的影响力已成为第一因素。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工业革命由信息化制造模式向智能化制造模式转型，生产技术高端化、制造智能化、产品个性化、生产全球化、全程绿色化。这样的转型必然要求职业教育的相应转型，在培养职业人才方面应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创新品质、开拓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
实践表明，201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上提出“职业教育转型”将成为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流思想是合乎全球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
为了顺利实现转型，我们不仅要在职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和评价等方面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而且要在全社会培育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文化，树立职业教育转型不仅是社会转型的有机构成而且是社会转型的动力的价值理念。
二、新时代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应贯穿“工匠精神”这条红线
(一)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工匠精神”
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工匠精神”概念并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在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工匠精神”。2017年11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南海会见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选手时说，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迈上中高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一代青年技能人才肩负不可替代的使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技能人才可以大有作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勉励他们“要努力做大国工匠，把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带动各行业职业技能水平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李克强总理说，中国经济要迈上中高端，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首先要迈上中高端，希望全国技能人才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业绩，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美好人生。
(二)新时代“工匠精神”与培训学校职业院校职业能力综合测评
关于“工匠精神”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或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对“工匠精神”认识与培育，对“工匠精神”的全面而科学的认识需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高度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时代意识和政治意识。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或民族对“工匠精神”概念的认识，作为“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精益求精，但是对于精益求精的认识与阐释常常会由于认识主体的综合认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所谓“工匠”，一般是指有工艺专长的匠人，他们能够专注于某一领域、针对该领域产品的研发或加工过程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完成整个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匠”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工匠”，而是新时代中不仅具有精湛技术、技艺、技能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和对真、善、美不懈追求的“工匠”，他们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工匠”中的优秀代表。
从人类文化视角来看，“工匠精神”属于理念文化的内核部分，表现为人对自己的“作品”在真、善、美方面的价值追求，属于人的价值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即人的内在价值追求理念不断在客体——“作品”——得以体现(外化)的过程。“工匠精神”源于工匠，高于工匠，其时代内涵早已超越了工匠这个群体，可以说“工匠精神”体现着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者和服务者(含管理者)的职业精神的崇高境界[2]。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种被赋予时代内涵的“工匠精神”应在培训学校职业院校职业能力综合评价中贯穿“工匠精神”这条红线。
三、将“工匠精神”的培育有机融入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中
新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更主要的是科技概念、经济概念、政治和社会发展概念。今天这个时代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智能化社会的常态化特征。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教育领域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热切期盼与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且发展不均衡。我国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吸引力不强、发展理念相对落后、人才培养模式相对陈旧、层次结构不合理、基本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并集中体现在职业教育体系不适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上。
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从关注数量、规模转到重视质量和特色。这就要求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专业设置自主权、课程设置自主权、教学自主权、顶岗实习自主权等。在减政放权的过程中，国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监督培训学校职业院校的基本规范、标准，当然，培训学校职业院校也要解决好建立健全如何用好自主权的机制问题。其中，关键的环节，就是对我国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的立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标准体系，设立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工作统筹机构。
我国的一些职业教育发达地区和部分国家职业教育试验区已经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例如，重庆市自2012年开始，就以国外COMET职业能力模型作为理论基础(COMET是一个起源于德国，由欧盟支持和多国参与的国际职业教育比较研究项目)，构建了中职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的理论框架和测评方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便于大规模实施的测评模式，对重庆市中职汽修、护理和数控三个专业的学生进行了纸笔(网络)与实操相结合的测评，也在重庆市外部分培训学校职业院校进行了推广应用。目前，已建立了重庆市中职汽修、护理和数控等专业的基础状态数据库和测评数据库，研发了相关专业的职业能力测评工具，开发了对大规模测评构成支撑的网络平台或软件系统，对中职学生职业能力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客观反映，为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行政管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所谓职业能力，通常是指从业者所具有的与其职业相关的多种能力的综合，是个体将所拥有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态度在相应的职业活动或职业情境中进行类化迁移与整合所形成的能顺利完成一定职业任务的能力的总称。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第一，为了胜任某一具体职业而必须要具备的起码的能力，表现为任职资格;第二，在真正步入职场后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素质;第三，从业者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管理能力。职业能力包含一般职业能力、岗位专业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职业综合能力涵盖了跨职业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个人能力。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需要根据一般职业能力和岗位专业能力、综合能力等来建构评价指标框架，分类研制评价指标内容，科学设定评价细则，合理选择评价手段与测评方法。在实施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工作中，评价标准的制定非常关键，国家应出台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标准框架，指导各地研发地方标准，各省市区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地方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标准(标准应分门类和分专业)、实施细则、操作办法和实施模式。国家标准框架的核心内容应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范畴、类别和相应能力水平以及与相关能力资格的认定与转换作出规定。职业教育质量监测标准，包括监测的范围、内容、组织形式、基本流程、实施周期、监测手段等。
科学实施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的首要前提，就是合理地理解职业能力概念的内涵，开发科学的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模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刻把握职业教育在转型期的发展规律，科学认识新时代的本质要求，将“工匠精神”的培育有机融入到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中。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而合理地保证我们的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的培养能够顺利实现党所提出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这就需要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争取，同时更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制度来有效保证和不断实施。
我们需要在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的实践中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形成一种学生职业能力评价文化——模式文化。所谓模式，通常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式样”[3]。笔者认为，从来源来看，一定模式是人们对一定事物的特有的存在形式或运动形式的理论概括或逻辑抽象。从表达方式来看，模式可以具体的事物来表达，也可用抽象的语言、符号或公式来表达。从内涵来看，模式既可以是对事物的存在形式或运动形式的归纳或总结，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存在形式或运动形式未来发展的设计或构建。总而言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问题，任何一种现实存在或潜在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模式都必须是对一定事物的存在形式或运动形式本质属性或内在规律的反映[4]。在我国职业教育转型期和新时代，在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按规律办事，在总结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已有学生职业能力评价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一种反映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形成规律并体现出评价的客观性的一种模式文化，以这种模式文化规范我们的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评价行为，构成对我国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保证。
在文化的本来意义上，职业能力评价模式理应属于教育文化的核心范畴。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经验的传承与创新都需要多元评价主体的高度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创新行动。在新工业革命推动下，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迅猛，职业教育转型期与新时代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交融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也随之而变得更加突出。
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是构建我国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该环节任务的科学实施能够比较客观地诊断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自身能力发展和培训学校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状况，从而能够正确引领培训学校职业院校自觉地强化产出导向、能力为重的办学理念。与此同时，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综合评价报告的发布制度更是强化结果运用和绩效问责的重要形式。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不仅仅体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工匠群体身上，而且作为一种大国所推崇的时代精神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任何一种行业或职业群体;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不仅仅可以存在于制造业，而且也存在于服务业和管理领域，在广义上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服务，而且是一种高水平和高要求的服务;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不只是物质生产领域需要，精神生产领域同样需要。因此，我们要按照职业教育转型的内在本质要求与新时代对职业教育的普遍要求科学审视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与过程。新时代培训学校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评价应贯穿“工匠精神”的培育。“工匠精神”的培养与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全社会都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应从小抓起，从小做起，将“工匠精神”有机地融入到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培训课程之中去，将“工匠精神”的培养与教育与追求真、善、美有机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