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讨论的特长班是一个教育问题，但算不上一个教育学问题。因为在现代教育制度中，如果学生没有能够完成规定的学习科目，就不能被认为完成了教育过程。那些只训练了竞赛技能而没有能够完整学习教学标准中所规定课程的学生实际上并未达到毕业标准，这在教育学上显然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至于说这种特长班是否引发了一连串关于教育公平、精英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前提已经错了;只有修正了前提，讨论其他问题才有意义。

　　既然这种特长班在教育学意义上并不正确，那是特长班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有问题吗?自从制度化的教育形式出现，教育工作者们念兹在兹的理想就是回到孔子和柏拉图时代那种因材施教的状态，但不幸的是，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我们离这个理想越来越远。于是很多人退而求其次：既然不能做到面向学生个体提供多样化教育，那至少可以让学校或班级多样化起来吧。所以我们在美国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特许学校、磁石学校(按：“磁石学校”顾名思义就是“有吸引力的学校”，又称为“特色学校”，它办学特点鲜明，针对儿童特殊兴趣爱好，开设富有特色的课程)，在中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学校、实验班、特长班等。在这个意义上，实验班、特长班、兴趣班、强化班等是对大一统形式的学校教育体制的一种纠偏，是对学校教育绝对公平思想的一种抵制。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班本身，而在于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班并没有成为因材施教的载体，而成了学校追求自身利益的功利化工具。

　　既然大家(也包括特长班的实践者们)都认识到了特长班所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它还能大行其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进入经济学的范畴。在美国俚语中，次品被称作“柠檬”，次品市场被称为“柠檬市场”。阿克洛夫在1970年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断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市场中当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掌握更多信息时，柠檬市场会出现，低质量产品会不断驱逐高质量产品，即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会出现逆向选择。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异化的特长班为何大行其道。尽管从教育学的标准来看，特长班提供了教育次品;但在管理者与实践者的共同努力下，教育学意义上的次品却被包装成了正品，特长班就成了职业教育中的“柠檬”。逆向选择也就出现了：那些努力按照教育标准实施教学的班级在与特长班的竞争中经常会败下阵来，特长班也就成了大家争相效仿的“正确”做法。诸如技能大赛获奖者可以直升大学深造、可以入编成为正式教师等行政措施更是强化了特长班的正确性，为特长班创造了一个“多赢”的局面：家长不反对、教师有利益、学校有荣誉、教育行政部门有政绩。至于教育学意义上的失败，早就无足轻重了。

　　不过经济学理论一般都无法真正解释复杂的人类世界，阿克洛夫理论中的“劣胜优汰”一般只是阶段性现象，并不总是如此，特长班问题也一样。尽管逆向选择在局部仍在进行中，但也有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拒绝了这种特长班，他们不愿把人的教育异化为动作技能的无意义简单重复，而坚持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通过选拔来培养选手。他们对特长班的抵制实际上是对教育理想的坚守，这一坚守正应了马云那句话：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带领学生确实在技能赛场上取得了不输于特长班学生的成绩，这说明即使从最功利的角度出发，按照公认的教育规则开展教学活动也不是最糟糕的选择。

　　钱理群曾经描述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形象，说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创造了“柠檬市场”、用劣币驱逐良币的领导与教师大概就是这样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只要能够利己、利校(本质还是利己)，那些教育理想、教育原则、教育目标都可以放弃，哪怕以教育之名行反教育之实都无所谓。可以说，当他们做出抛开教育标准、放弃教育原则的决策时，他们已经不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师了，哪怕用教育学以外的观点来看他们异常成功。

　　之所以一再强调“教育学意义”，是想说明在教育现实面前教育学一直都很无奈。它无法解决诸如异化的特长班这样的实际问题，但它仍然不失为一名教师最有力的思想工具。我们应该像曾子一样不断自省，只是不要再问“与人谋而不忠乎”这类问题，而是去问“我所做的真的是出于当初的教育理想吗?我真的是为了学生的人生成长吗?在与现实妥协之后我还能为学生做些什么?”有了这些关于绝对教育标准的反思，我们才能对得起“教师”这一称号，才能在现实的各种羁绊面前真正抬起自己的头。